钱氏对于弟子晚辈，向来不以教师爷自居，而是平等相待。有个友人欲以钱氏为师，他表示不可，引孟子“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之语为戒，并说：“古之好为师也以名，今之好为师也以利。”还表示：“如以仆精通经史，可备刍荛之询，他日以平交往还足矣。”〔50〕他主张学者间往来，切磋学术，以“平交”为好。这种不论学术水平高低，不争长论晚，提倡“平交”的思想，是值得发扬的。
    如果以为钱氏与学者往来，对他人学术，只是表扬和鼓励，或最多是提出商榷意见，那是不全面的；其实他对一些谬论和歪风，还是严肃批判的。如：有个程秀才以所撰《易源》稿送呈钱氏。钱氏对其书玄妙之论颇为反感，觉得学风不对头，便致信严肃地直言批评：“承以所著《易源》待正稿相示，仆于经义素非专门，先天、无极之旨尤所不解，今读足下书，所谓‘钦其宝莫能名其器’者也。……古之圣贤求《易》于人事，故多忧患戒惧之词；今之儒者求《易》于空虚，故多高深窈妙之论。……（今）自谓得千圣不传之秘，由于自处至高，自信至深，谓己之必无过，且患人之言其过，辩论滋多，义理益昧，岂《易》之教固若是乎！”〔51〕《易》为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言简意赅，含义深而切实事，并无玄妙之意。后世儒者，尤其是宋儒以来，有些人故弄玄虚，发玄妙之论，夸夸其谈，玄之又玄，神神道道，犹如着魔。钱氏对此论此风，不随声附和，而予以批判，揭露其玄虚的学风，很有意义。哲学社会科学，是人学，还是神学，自来是两种不同的学术方向路线，这是需要辩明的。钱氏对玄学理智的批判，值得肯定。
    钱氏为学还有个优点：凡是考辨“往往有暗合前人者，皆已削稿，恐贻雷同之诮。”〔52〕故其著述多是己见新说；或是在著述中说明取之前人、师友或学生之说。如：钱氏在书院教学时，回答学生的质疑问难，引述他人（包括学生）的见解，必作交待。检寻《潜研堂文集》卷四至卷十五《答问》一至十二，便可察知底细。如有：“惠氏栋尝言之”〔53〕，“吴江陈启源尝辨之”，“予友孙渊如校《本草》”，“予友惠征君栋云”，“此义自金坛段君玉裁启之”〔54〕，“‘会’字之解，得之梁鸿翥。梁，德州贡生，所著《周礼解》予未及见，此条则李南涧为予述之”〔55〕，“予友孙星衍尝说之，以为权舆者，草木之始”，“子弟晦之云”〔56〕，“此吾友戴东原之说”〔57〕，等等。只要是先于自己的真知灼见，不论说者是前辈、师友或晚辈，都作交待，异乎古今少数剽窃之徒或暗取其说而明驳其论的狡黠之流。
    对待古人，钱氏既不盲目崇拜，也不任意苛求，而是认真批判，善意商榷，力求平允，从不粗暴，是即是，非即非，实事求是。他对“廿二史”及其作者，都有所批评，对顾炎武、朱彝尊、阎若璩等大家，也有所指瑕，均见于《廿二史考异》、《十架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等书，这里暂不细说。今只举他批判胡三省、吴缜两例，以使学人注意。
    讥胡三省“文人相轻之习”。钱氏指出：自从胡三省《通鉴注》行世，史炤的《通鉴释文》便消退。“史注固不如胡氏之详备，而创始之功，要不可没。胡氏有意抑之，未免蹈文人相轻之习。”他还指出：史注本来不误者，胡氏更改而致误，如范睢之“睢”，本为“千余切”，而胡改音“虽”。胡氏“疏于小学，其音义大率承用史氏旧文，偶有更改，辄生罅漏。”〔58〕钱氏另写有《文人相轻》条，规劝文人学者不要相互菲薄。指出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护惜”王杨卢骆之体，“不欲人訾议”。并说：“以视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已笃宋玉为罪人者，犹鹍鹏之与蚍蜉矣。”〔59〕文人相轻，踩及古人，钱氏对此极为不满，故有“蚍蜉”之讥！
    批判吴缜欠诚及浅见。吴缜曾想参与欧阳修等撰《新唐书》，未得到许可。据说欧阳修“以其年少轻佻”，未许。《新唐书》成书后，他便写了《新唐书纠缪》，专找《新唐书》的毛病，多所讥刺。此书产生了一定影响，还得到后世个别学者的好评〔60〕。钱氏发现此书问题颇多，指出十余条错误，说明吴缜对于地理、官制、小学多有“未达”，故批评吴缜“读书既少，用功亦浅，其所指摘，多不中要害。”又说：《新唐书》“舛谬固多”，吴缜“所纠，非无可采”；“但其沾沾自喜，祇欲快其胸臆，则非忠厚长者之道。”〔61〕学术界开展批评是需要的，但要求具有忠厚之道，实事求是，不可快己意而中伤人，钱氏之意在此。
    钱氏写有《奕喻》一文，说的是他自己看友下棋，嗤败者失算，以为彼不及己。自己与人对局，颇有轻人之意，然甫下数子，对方已得先手，局将半，已显出彼强己弱，竟局输彼十余子。于是，他联想到：“今之学者，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与今人居，亦乐称人失。”轻视或苛求古人与他人，夸饰自己之长，忽视或掩盖自己之失，“而彼此相嗤无有已时，曾观奕者之不若己！”〔62〕傲视古人与今人，实是无自知之明。
    钱氏曾指出：“文人之病，恒在骄与吝。”〔63〕骄者自负而目空一切，自以为高明而轻视他人，以放大镜看自己之长处而察他人之短处；吝者小气而自私，自己不愿付出而苛求于他人，以大喇叭鼓吹自己的优点而宣传他人之缺点，总之，企图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钱氏不仅指出毛病，而且以此敲起警钟；不只是警告别人，也经常提醒自己。他对同时代的学者，无论长辈、同辈还是晚辈，对往昔的古人，无论名人、大家还是一般学者，基本上都能做到真诚谦逊地相待，做到实事求是，并且坦诚地开展学术交流，既无骄气，也不小气。
    钱大昕晚年写有这么两句诗：“守谦终受益，作善即为祥。”〔64〕守谦者，保持谦逊态度，待人接物；作善者，做到与人为善，对人助益。这是他人生哲学的自白，也是他为学经验的总结。察其言，观其行，他是具有“守谦”与“作善”的学者风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