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学的“实录”一词，始见汉代扬雄《法言·重黎》。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复引此词。自班固之后，“实录”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叙史及议史中广为出现。不过，“实录”一词虽始见于汉代，然而“实录”思想则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而且有其形成的过程。本文拟对此问题作出讨论。
    一
    扬雄《法言·重黎》谈及司马迁时有文：“太史迁，曰：实录。”班固《汉书·司马迁传》曰：“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不虚美、不隐恶”，应劭注：“言录其事实。”应氏注无误，不过尚未完达刘向、扬雄之意。依班固之语，“实录”乃由文、事、义三个要素组成。“不虚美、不隐恶”与“事核”(颜师古注：核，坚实也)均指史事的真实性，然而前者重在史义方面(美恶之辨不虚不隐)，可谓对史事价值的判断；后者重在史事发生方面，可谓对史事之真的判断。史书所载之事含有文、事、义三个要素，并非始于刘向、扬雄。《孟子·离娄下》就有此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不过，孟子所谓文、事、义与刘向、扬雄说并非完全相同。(详下文讨论)
    史书之中含有文、事、义三个要素的思想，就其萌生而言，还可远溯到《尚书》。据《尚书》记载，周人在灭殷之后，极为重视从三代历史的变化中寻求历史经验，以维护其统治的稳定。《尚书·召诰》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阙德，乃早坠命。”此语乃中国史学史上著名的夏鉴殷鉴说。从夏殷亡国的史事中，周人不仅意识到“不敬德”将失去天命，而且意识到天命反映在民心之中。《尚书》曰：“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孟子·万章上》引)，“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周人自觉地寻求历史的经验教训，追求的是史中之义(德)，然而他们在自觉地追求史中之义时，亦自发地追求了史事之真。(参见刘家和先生《关于中国古典史学形成过程的思考》，载《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周原是殷的臣属国。大概从王季时起，周人就有与殷争夺天下的意图，从而引起殷人的敌视。古本《竹书纪年》曰：“文丁(案，殷纣之祖父)杀季历(案，周武王之祖父)”。《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曰：“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论语·泰伯》记载，周文王时已经“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在殷代后期，周与殷已成为两个敌对的国家。周的统治者武王和周公等人，对殷人有杀祖囚父之大仇，可是在灭殷后寻求历史经验时，他们并没有受到这种仇恨情绪的影响。他们指出，殷纣王虽为无德之暴君，然而殷代亦多有明君贤臣。《酒诰》指出，从成汤一直到帝乙，殷之先王长久地保持他们的德行。《多士》曰：“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据《康诰》记载，周公要求康叔到殷地赴任后，寻求殷代先圣王的治国之道，尊重殷人的长者，寻求他们的明智教导，寻求殷代先圣哲王的遗闻旧政，以安定民心。周人对夏代历史的认识也是如此，这点在《尚书》中多有记载。可见，周人的历史意识中已经蕴含了文、事、义三个要素。他们自觉地表述史中之义(德)时，亦自发地表述了对史事之真的认识，从而自发地把文事义三者结合起来。关于这点，把《尚书》与《春秋》作出比较，就更加清楚了。
    二
    《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据《孟子·滕文公下》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现存《春秋》乃孔子所修之鲁《春秋》。对于此说，前贤多有深论。清人陈寿祺曰：“窃观《孟子》言孔子作《春秋》。作之云者，虽据旧史之文，必有增损改易之迹。《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孔子书之曰：‘卫侯衎出奔晋’(按，《春秋经》作“卫侯奔齐”，参见杜注.孔疏及《左传》襄公二十年)。晋文召王而朝之，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云云。(陈寿祺《左海文集》卷四下)皮锡瑞盛赞陈寿祺说：“陈氏引《春秋》书法，兼采三传，求其增损改易之迹，可谓深切著明。”(皮锡瑞《经学通论四·春秋》)孔子修鲁《春秋》或“删其烦重”，或遵《春秋》“书法”载事，然而于史事之真则心存己意，表述了对史事真实性的自觉判断。孔子修《春秋》，采用了旧史之简策。他对采用简策的方法，有自己的见解。其“阙文”说就颇受后人称赞。清人顾炎武云：“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按，见《论语·卫灵公》)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朔与日，官失之也。’以圣人之明，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岂难考历布算以补其阙，而夫子不敢也，况于史文之误而无从取正者乎；况于列国之事得之传闻，不登于史策者乎。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史之所不书，则虽圣人有所不知焉者。”(顾炎武：《日知录·卷四》)顾氏评议孔子“阙文”说，颇为得当。多闻阙疑，凡所不知，凡于史策不足以征者，则阙之，穿凿之习，附会之说，孔子皆摈而不取。
    孔子修《春秋》，对史义的认识也比《尚书》更为深刻。《春秋》表述史之大义，与《尚书》不同，而有其特定的“书法”(文辞)。《礼记·经解》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书法”高扬“惩恶而劝善”之宗旨，故司马迁谓：“《春秋》，礼义之大宗。”《春秋》以其“书法”表述史事与史义时，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意识。关于这点，在两方面有鲜明的反映。一是“书法”直言史实与史义，三者相合且相得益彰。例如《春秋·襄公三十一年》载：“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同年《左传》亦记载此事：莒犂比公生去疾和展舆，立了展舆后又废之。犂比公暴虐，国人患之。展舆依靠国人杀死犂比公，自立为国君。依《春秋》“书法”，国君被杀，称国称人弑君皆表示国君无道(直称某人弑其君则表示杀君者有罪而君本人无罪)。所以《春秋》曰：“莒人弑其君密州。”二是文辞直叙史义，史文史义与史实相分离。上述陈寿祺所引《春秋》所载卫侯衎奔晋、天王狩于河阳事，即为此类例。前者的实情，据《左传·襄公二十年》记载，孙林父和宁殖逐出了卫献公，诸侯史策皆载“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孙林父、宁殖逐君之举，有违礼制，故孔子修之曰：“卫侯衎出奔齐。”后者的实情，据《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晋文公在城濮之战大败楚国。晋文公召周襄王会诸侯于温。孔子以为，以臣召君，有违礼制，“不可以训”，故修之曰：“天王狩于河阳”。后世学者屡屡称举之晋太史董狐与齐太史之“直笔”，亦为上述例。不过，两者同中有异。董狐书“赵盾弑其君夷皋”与齐太史书“崔杼弑其君光”，依《春秋》书法，皆指臣杀君，而且直呼弑者之名，史文与史义相合，然而两者则有区别。崔杼杀死了齐庄公，而杀死晋灵公的并非赵盾而是赵穿。赵盾反驳董狐的记载时，董狐答之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返不讨贼，非子而谁?”(《左传·宣公二年》)由此可见，《春秋》记载此事，乃以史义为上，隐事从礼。
    对于《春秋》隐事从礼，史文史义与史实不相合者，后人颇有微词。刘知幾《史通·惑经》就指出：“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如此隐讳，“岂不使贤人君子靡惮宪章”。实际上以历史之真而言，不仅指史事的真实发生，而且亦指人们对真实发生史事的认识。后者所反映的价值(美恶)判断，同样也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此两者既可相合，亦可相分。《春秋》隐事从礼，存褒贬之大义，是古代史官所遵循之法，是古代史官所奉行的一种观念。《汉书·艺文志》曰：“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期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此所谓“史官有法”，指孔子之史法所出；“有所褒讳贬损”，则承“史官有法”而言。此言并非空谈，可证之于史籍。《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记载，鲁庄公“如齐观社”，曹刿谏之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国语·晋语七》载司马侯荐叔向傅太子事，曰：“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晋侯问之：“孰能?”司马侯曰：“羊舌肸习于春秋。”此两者皆谓史官日在君侧，奉“扬善戒恶”之史法。不过，据上引“孙林父、宁殖出其君”等例，古史官亦有史文直言史事而有违史义之例。对于古代史法的变化，尚难以详考，但于孔子所修之《春秋》而言，史文史事史义三者并不存在矛盾。《春秋》以其文辞(“书法”)直言史事史义，而当史事有违礼义时，孔子断然修之，隐事而从礼义。上引孔子语：“其义则丘窃取之”，大概就是指依据古代史官“褒讳贬损”之法而修鲁《春秋》(参见焦循：《孟子正义》第574-57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据上所述，从《尚书》至《春秋》，先秦史家对文、事、义三者关系的认识，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春秋》直言史事史义，把《尚书》文史义三者相合的思想，由自发而转变为自觉；《春秋》追求史之大义的思想，亦来源于《尚书》，但在史事之真的认识上则远超越之。若《春秋》对史事之真缺乏深刻的认识，绝无隐事从礼之举。《春秋》隐事从礼，还蕴含了一层更为深刻的思想，即揭示了史事之真与价值之真的关系。史事之真与史事的价值之真，两者既可相合亦可相分。史文史义与史事既可融为一体，史文史义亦可与史实相分离。《春秋》对文、事、义三者的认识，对中国经史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