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春秋》对后世史学传统的影响，在《左传》中有鲜明的反映。在对史文史事与史义的认识方面，《左传》继承且发展了《春秋》的思想。
    《春秋》记事极为简略，叙事条文多则几十字，少则一、二字。尽管其微言中含有大义，然而内容过于简略，使人们难以了解史事详情。《左传》则未拘泥于《春秋》“书法”，而是详载史事内容。前人对此多有美言。刘知幾《史通·申左》曰：“《左氏》述臧哀伯谏桓纳鼎，周内史美其谠言，王子朝告于诸侯，闵马父嘉其辨说。凡如此类，其数实多，斯盖当时发言，形于翰墨，立名不朽，播于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语，就加篇次。”梁启超对《左传》“于一时之典章与大事固多详叙，而所谓‘琐语’之一类，亦采择不遗，固然写出社会之活态”大为称赞(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上述《春秋》与《左传》同载一事之例的比较，亦可见其叙事风格之区别。
    《左传》载事之史料来源，大概主要来自诸侯国之旧史。关于古代史官记事，《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序》谓：“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孔颖达疏：“执一札谓之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大事皆先书于简，后乃定于册也。其有小事，文辞或多，如吕相绝秦，声子说楚，字过数百，非一牍一简所能容者，则于众简以次存录也。”杜预、孔颖达之见，可备一说。《左传》采择诸侯国简策，作了认真的辨析，反映出追求史事之真的自觉性。春秋时代，周王室衰微，天下不颁历，各国自行其历。周王室、鲁用周正，晋用夏正，宋用殷正，所以同一件史事，不同国家所记的时间往往不一样。《左传》注意到此问题，一般均用周正改之，但亦有未改之处。例如《左传·僖公五年》载晋灭虢事，晋侯问卜偃何时能克虢，卜偃曰：“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醜奔京师。”“冬十二月丙子朔”用的是周正，“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用的是夏正，夏正与周正恰恰相差两个月。为什么《左传》同记一事用两种历法?“九月、十月之交”云云，是记卜偃的预言，源于晋国史策，用夏历更合原意，故未改之。(参见王和《论〈左传〉预言》，载《史学月刊》1984年第六期)“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醜奔京师”，是《左传》自己讲预言的验证，故用周正改之。两者之比较，可见《左传》运用史料是经过慎重思考的。
    关于《左传》记载史事，亦有学者谓之“艳而富，其失也巫”(晋范宁语)，或谓之“好语神怪，易致失实”(清韩菼语)。《左传》多载灾祥鬼怪，实则与古代史学传统有关。上古时期巫史不分，记载灾祥鬼怪乃史官职责。《周易》巽(卦五十七)：“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司马迁谈到其家族世袭史官之职时，谓：“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史记·太史公自序》)《左传》记灾祥鬼怪事，并未失重人事的特点，而且载此类事时，也注意到史事真实性问题。这点，从两方面可以证之：一是《左传》的预言既有信灾祥鬼神的一面，亦有不信灾祥鬼神的一面。《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天出异象，慧星在大火星(大辰)星旁出现。鲁人申须预言：“诸侯有火灾乎!”；鲁人梓慎则预言：明年夏历三月(即周历五月)，宋、卫、陈、郑将发生火灾。郑人裨灶对执政的子产说：宋、卫、陈、郑四国将同日发生火灾，若用宝器祭神，可以免灾。子产没有同意。据《左传·昭公十八年》载，此年夏历三月，火灾果然在四国发生。郑人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求用宝器祭神以避火灾。子产：“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子产指出，裨灶的话说多了，只不过偶然说对一次。他没有答应郑人的要求。郑国并未发生火灾。(此条史料的引用，参见刘家和先生：《〈春秋〉三传的灾异观》)由此可见，《左传》记载预言，是反映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①二是据《左传》所载预言，作者相信得到应验的灾祥，而不是盲目相信一切灾祥。(见上引僖公五年、昭公十七、十八年《传》等)“正是这种无征不信的史学理性，使《左传》在扬弃迷信与重视人事方面取得很可贵的成绩。”(刘家和先生《〈春秋〉三传的灾异观》)。
    《左传》“无征不信”史学观念的形成，反映了从《尚书》自发追求史事之真、《春秋》以史义为准绳自觉追求史事之真之后，先秦史学观念的重大变化。“无征不信”的观念，反映了以史事之真为准绳认识错综复杂历史现象的思想。②由此而来的是，史文史事史义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左传》中得以重新建构。《左传》高度重视追求史中之义。《左传·定公四年》曰：“以先王观之，则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与周为睦。”《左传》还对礼、德关系及其与治政的关系有所论述。《左传·僖公二十七年》：“礼乐，德之则也”；《左传·襄公三十年》：“礼，国之干也。”然而，当《春秋》所彰显的礼义与真实史事相分离时，《左传》断然以后者为准绳，并且表达自己对史义的看法。《春秋》对诸侯称霸多加贬斥，《左传》对诸侯的霸业并不一概否定。《左传》对晋文公就有很高的评价：“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之知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依《春秋》大义，晋文公兴国争霸以号令天下，当与礼有违。《左传》则不拘泥于礼义，而是对晋侯的行为作出判断，不虚其美，且谓“天之所置”。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段话出自与晋侯争霸的楚王之口。《左传》采之入史，其褒扬之情跃然纸上。上引董狐、南太史等例，《左传》皆以文辞直言史事，而且用具体史事说明晋灵公和齐庄公并非无罪之君，表述了与《春秋》不同的史义，寓其深刻的见解于叙事之中。《左传》以史事之真为准绳，把史文史事与史义三者结合起来，三者皆相得益彰。
    《左传》以史事之真为准绳建构文事义三者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从《尚书》自发追求文事义三者之相合，《春秋》以史义为准绳自觉追求文事义三者相合之后，先秦史学观念的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春秋》把史事之真与史事价值之真分离开来的思想，对《左传》亦有影响。因为此思想蕴含了一种极为重要的意识：对于真实史事的价值判断最终取决于史家自己的判断。此类意识，已经出现在《左传》叙史及其对史事的价值判断之中。《左传》的史学观念对后世史学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刘向、扬雄所谓太史公“实录”三要素，“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实际上已经出现在《左传》之中。当然，刘向、扬雄把此三要素统归于抽象的概念——“实录”之下，亦可见其远见卓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刘向、扬雄尚未完达太史公的原意。在《史记》中，以文辞表述真实史事及其价值，乃出于建构从黄帝至汉武帝时代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的需要；从具体史事的考辨采择至历史过程的建构，乃出于太史公的“一家之言”。③太史公超越《左传》之处在于，他自觉地把先秦诸子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融入史学语境之中，在历史叙述中极大地彰显了史家思想的自主性，从而使古代中国史学理论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