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萨尔问题是关系德国统一、德法和解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妥善解决，阿登纳的欧洲政策就难以推行。因为萨尔长期以来是德法争执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使萨尔脱离德国，经济上与法国合并，政治上与法国保持特殊联系，是法国相当固执的要求之一。为了达到目的，1946年法国在萨尔与德国其他地区之间建立起关税壁垒，把萨尔当成与法国在经济和政治上保持一体。美英为争取法国合并占领区复兴西德以利抗苏，对法国在萨尔的作为采取容忍迁就态度，于1947年同意法国取得萨尔煤矿的开采权。1947年10月在法国承认操纵下通过萨尔宪法，其序文中要求萨尔永久脱离德国。随后法国承认萨尔自治，大力加强同萨尔的联系。1948年2月，美、英、法签署协议，把萨尔经济合并于法国。西德成立后，法国继续谋求控制萨尔并把这看作是“对付复兴的德国的最后保障，经济和军事安全的关键。”[23]1950年3月，法国采取进一步行动，与萨尔自治政府缔结“萨尔协定”，确认萨尔自治，法国租借萨尔矿藏50年。1952年，法国还宣布将向萨尔改派大使，并力图使萨尔成为欧洲煤钢共同体的第7个成员国。法国分离和控制萨尔在西德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和反对，法德为此互相指责。法国指责德国民族主义复活，而德国则指责法国追求自己的民族利益而牺牲德国利益，在萨尔推行强权政治，要求让萨尔回归德国，但是阿登纳却不想把德法萨尔之争引向民族主义的轨道。在1950年初法德萨尔之争白热化时，他要求人们“不要去听信那些民族主义的企图和煽动”。[24]他认为：“不能使萨尔问题破坏建立德法之间良好关系的努力。从而妨碍西欧的建设”。他的政策是寻求在欧洲联合和德法和解合作的条件下来收回萨尔主权。1950年3月，他提出在欧洲合作的范围内解决萨尔问题，建立国际萨尔专署，并通过特殊的关税制度来实现萨尔同洛林和德国南部的经济联系。他认为，这有希望既在经济上满足法国的要求，又使萨尔在政治上脱离德国的企图成为多余的。[25]他在同一个月两次会见美国记者，提出建立德法联盟（同时向英意荷比卢开放），消除两国敌对，作为消除萨尔及其他争执的一种手段，并为欧洲合众国打下基础。[26]到法国提出舒曼计划后，阿登纳又特别指出萨尔的生产也纳入其中，以消除萨尔之争。显然，阿登纳寄希望于在西欧煤钢工业一体化中为解决萨尔之争创造条件。所以，在关于煤钢共同体的谈判中，西德积极主张将萨尔煤铁生产纳入其中，这显然有助于把法国对萨尔经济的控制变为在煤钢共同体的框架中对萨尔经济的一体化管理，而西德是这一管理的平等参加者。关于萨尔的政治地位，西德虽未能改变萨尔“自治”并与法国保持特殊关系的现状，但还是阻止了萨尔以第7个成员国加入，并使法国同意萨尔的最后地位应待和约决定这一西德坚持的原则，此后西德就谋求通过使萨尔有条件地“欧洲化”，来逐步地解决萨尔的政治地位问题。1951年7月，德法就此进行多次讨论。阿登纳在1952年建议让萨尔成为欧洲委员会监督下的一个自治地区，萨尔布吕肯可以成为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所在地[27]。1952年，欧洲委员会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萨尔欧洲化问题，并于1953年提出一份计划，名为“德纳特尔计划”，规定萨尔欧洲化。萨尔欧洲化的原则得到法国的赞成。当时法国政府已确定了法德和解方针，希望随着欧洲建设的发展，萨尔问题会易于解决。
    萨尔欧洲化并不是西德的最终目的。西德政府的目标是要收回萨尔主权，而不是让萨尔永久脱离德国而成为欧洲管辖的一个地区。但是萨尔的欧洲化就可以结束萨尔的类似于国家的地位，使西德有充分的可能在欧洲一体化的机制中对萨尔加强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从而极大地改变战后以来形成的萨尔政治经济上都与法国保持特殊联系而西德不得与闻的状况。阿登纳相信，随着欧洲联合的发展，西德政治恢复和经济，发展的形势会变得有利于实现德国在萨尔的目标。因此，阿登纳在关于萨尔欧洲化的谈判中，主要是坚持使这种欧洲化地位成为有限的而非永久性的，即萨尔地位的最终决定，要待签订和约时解决。这就在同时保留了将来使萨尔回归德国的可能。1954年10月，法德就萨尔问题的长期谈判终于达成妥协，决定萨尔将置于西欧联盟结构中的萨尔法规之下，这一法规经萨尔公民投票通过后一直有效，直到缔结和平条约。1955年10月在西欧联盟监督下的萨尔公民投票，多数人否定使萨尔欧洲化。法德两国都立即表示，将继续进行合作，将寻找一项解决萨尔问题的方案。最后两国谈判于1956年10月达成协议，规定德国于1957年1月1日起恢复对萨尔的政治主权，三年后在经济上与德国合并，西德在经济上对法国的要求作了大量让步，如保证向法国提供大量的煤炭等等。
    50年代上半期，是西欧联合和德法和解的起步阶段，是西德对外政策的奠基阶段。阿登纳政府实行的西欧联合和德法和解政策对于西欧联合和德法和解的起步，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积极作用，为后来西欧联合和德法和解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也对后来联邦德国的整个外交政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阿登纳政府在西欧联合和德法和解中找到了它们与德国民族复兴的一致性和结合点，因而在推动西欧联合、实行德法和解中，也创造了西德自己复兴的条件，达到了恢复主权和平等的目标。对于阿登纳政府的西欧联合和德法和解政策，应当予以实事求是的、历史的、积极的评价，尽管它也带有鲜明的冷战色彩，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和马基雅弗利主义的特点，而且其主要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德国的民族利益--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复兴。这种政策思想的可贵之处和明智远见之处，在于它正确地总结了历史教训，力图超越被历史证明是有害的、不合时宜的狭隘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框架，承认领国的安全利益，在欧洲联合和复兴中寻找它与德国复兴的利益交汇点，从而作出了适应战后历史环境和时代潮流的、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决择。正因为如此，阿登纳的既做好的德国人，也做好的欧洲人的格言，在联邦德国成为人们广泛的共识。这一点，对于今天已经实现了统一，并处于与50年代很不相同的时代和环境中的德国来说，仍然不乏现实意义。
    注释：
    [1]A·基尔萨诺夫：《美国与西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关系》，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85-86页。
    [2]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73、485-486页。
    [3]《阿登纳回忆录》（三），第306页。
    [4]《阿登纳回忆录》（一），第375-378页。
    [5]理查德·沃恩：《战后欧洲-通向统一之路》（Richard Vaughan,Twentieth－Centuary Europe,Paths to Unity），伦敦1979年版，第132页。
    [6]迈克尔·霍奇斯主编：《欧洲一体化》（Michael Hodges,European Integration），英格兰1972年版，第48-52页。
    [7]杨寿国：《阿登纳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阿登纳回忆录》（一），第485、534、264页。
    [8]《阿登纳回忆录》（一），第487-488页。
    [9]詹姆斯。L.理查逊：《德国与大西洋联盟》（James L.Richardson,Germany and the Atlantic Alliance），剑桥1966年版，第14页。
    [10]《阿登纳回忆录》（一），第32-33、275页
    [11]维利·勃兰特：《会见与思考》，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50页。
    [12]《阿登纳回忆录》（三），第291页。
    [13]《阿登纳回忆录》（一），第614-615页。
    [14]W.F.汉里德、G.P.奥顿：《西德、法国的外交政策》，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2、154-155页。
    [15]《阿登纳回忆录》（一），第354、357－359页
    [16]《阿登纳回忆录》（一），第374、377-378页。
    [17]《阿登纳回忆录》（一），第532－533页。
    [18]《阿登纳回忆录》（一），第467页。
    [19]《阿登纳回忆录》（一），第394页。
    [20]《阿登纳回忆录》（一），第435-436页；《阿登纳回忆录》（二），第347页。
    [21]《阿登纳回忆录》（一），第393页。
    [22]《阿登纳回忆录》（二），第342-343页。
    [23]F.R.威利斯：《法国、德国与新欧洲》（F.R.Willis,France,Germany and the New Europe,1945-1967），伦敦1968年版，第71页。
    [24]《阿登纳回忆录》（一），第349页。
    [25]《阿登纳回忆录》（一），第344-345页。
    [26]《阿登纳回忆录》（一），第354-359页。
    [27]《法国、德国与新欧洲》，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