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是中国史学走向现代化的真正起点，其所确立的新一代治学规模和风气，对此后直至当代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与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史坛对西方现代史学的吸纳、消化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某些史学特征，同样具有一种典型的时代意义，因而很值得我们加以回顾、总结与思索。[1]
    一
    西方史学之传入中国，虽始于十九世纪后期，并在二十世纪初年出现过一个高潮。但无论就规模还是系统程度，都迥非前者可比，且已明显展示出一种自觉超越传统学术旧囿而日趋融汇于整个世界潮流的态势。此种中西史学交流新格局的形成，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从学术上看，显然不可忽视以下两个基本情况的变化。
    首先是从事西方史学输入的人员群体素质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在近代，西方史学观念最初主要是通过来华传教士和一些经世学者编写的外国史地介绍著作逐步传入的。传教士虽然都来自西方，并具有一般的资本主义文化修养，但由于特殊的宗教背景和使命，其所带来的西方文化往往并非精髓部分；至于我国近代早期的经世学者，当时所能获得的西学知识更为有限，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于西方史学观念的输入只能处于一种零星粗浅和低水准的阶段。二十世纪初年，随着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留日学生的加入，西方史学的输入始成一定的规模，只是这些留日学生因缺乏近代史学的专业训练，其有关知识又仅赖日文史籍间接获得，以致所译介的西方史学理论或方法，仍不免呈一种肤泛笼统之状。
    西方史学输入在整个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的这种相对滞后性，并非偶然。近代以来，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和寻求救国真理，一批批的青年学子负笈远渡重洋，留学欧美。不过早期留学生所习专业，大抵是与洋务运动关系较密的军、工、商、医、科技为多，偶有习文科者，范围亦不出法政、经济等实用性较强的科目，直到清末依然如此。以清宣统间游美学务处派遣的留学生为例，第一批47人中，仅3人习文科。第二批70人中，仅7人习文科或兼涉文科。第三批63人，习文科为12人。三批总计，习文科者仅占12%强。且这些人中，选择专业皆为文学、哲学、政法、财经、教育等，初意无一主攻史学者。[2]有的留学生即使在外研习过史学或其论文获得过历史学方面的学位，归国后一般也不以此作为主业。如广东南海人陈锦涛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北洋官费生赴美留学，先入加州大学习史学，获硕士学位，继入耶鲁大学攻经济与商业行政学，于1900年获博士学位，[3]同年归国参加清廷第一届留学毕业生考试，名列第一，赐法政科进士出身，后成为国内有名的理财专家。而宣统二年（1910）由清华学堂派赴美国留学的江苏人徐仁锖，虽曾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历史学，1914年毕业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从事的却是英语教学工作。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不外三端：一是理工及财经、法政等实用性较强的学科，社会实际工作部门需求较多，学成后谋职亦易，在当时举国上下讲求富国强兵之术的形势下，尤受到政府及留学生的重视。二是中国传统史学素号发达，在治学理论和方法上都有其独到之处，以致在不少人看来，赴西方专修历史学，似非当务之急。三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西方不少国家尚处于形成之中，其时大学里的历史专业学生原本就少，自然也难以吸引中国留学生。[4]
    “五四”时期，这种情况开始有所改变。其时在国内从事西方史学引介的，多为直接受过欧美现代史学或科学方法正规训练的专业史学家，如何炳松、陈衡哲、徐则陵、李济、李思纯、陈翰笙、胡适等，赴西方主修史学专业的留学生也有所增多。有的高校史学系，还把选派学生到欧美进修历史学列为经常性的计划。如二十年代初北京大学研究所的《整理国学计画》便提出，整理传统学术，“宜先培植能任整理之人才，盖今日粹于国学之流，往往未涉科学之途径，使徒守成法，以谋整理，其成绩或且不及乾嘉诸老。”因而要求派遣有国学根基之人，赴海外留学，接受现代科学训练，以造就新型的学术研究人才。[5]时任北大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也“力主派本系毕业生至德国留学，专习历史与地理，归国之后，任本系教授，庶史学系有改良之望。”[6]姚从吾即因此被选送到德国柏林大学师从傅朗克、海尼士进修史学。而通过其他渠道留欧的傅斯年、陈寅恪，尽管主修专业并非史学，同样受到了西方现代史学很深的熏陶。又如二十年代从清华学校毕业的梁思永、张荫麟，也到美国接受过现代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史学等专门训练。三十年代以后，燕京大学研究中心通过哈佛燕京学社派遣齐思和、翁独健、黄延毓、王伊同、蒙思明、邓嗣禹、郑德坤、周一良等赴美攻读博士学位，以及韩儒林、邵循正等赴法、德等国进修蒙古史和东方语言学，都是这种风气的延续。
    与此同时，国内一些大学和学术团体还常邀请外国学者来华讲学，如美国学者杜威和德国哲学家杜里舒之来华分别讲授实验主义方法与“新生机主义”，俄国梵文专家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eal-Holstein,1877-1937）和西夏学家伊凤阁（Aleksei lvanovichlvanov,1878-）分别在北京大学主讲古代印度史及担任国学门导师等。
    从事西方史学输入人员的主体成份发生的上述变动，显然为中西史学交流的进一步扩展和提高其专业化的层次，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其次，其输入的途径，也由二十世纪初年多从日本间接转贩变为自西方直接引入。通过对西方现代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正规学习和中西史学比较，不少人看到：“吾国旧史繁赜，史学之发达较他学为美备，关于谘访蒐辑雠考证之事，与夫体例编次之辞名物之理，莫不审晰入微，措施合法”，“惟以吾国史籍浩瀚，史料芜杂，旧日法术，或有未备；新有创作，尤贵新资。则撷取远西治史之方以供商兑，或亦今日之亟务。”[7]因而提出，研读西方史著，不光要了解西方的历史文化，还当进而“师其探讨编著之法”[8]。梁启超欧游归来，感慨之余，也特别谈到，学习西学，应“学那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学他派生的条件……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密”[9]。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与提倡，使这一时期对西方史学的输入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各出版社纷纷编译出版西方史学论著；《新青年》、《史地丛刊》、《史地学报》、《学衡》、《东方杂志》等刊，也时常登载介绍阐发西方史学理论的译文或论著；一些大学历史系还专为学生开设了西洋史学思想史、西方史学原理等课程。
    鉴于二十世纪初年从日本间接输入的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往往“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10]，较为庞杂无序，“五四”时期的输入，已开始注意到西方各派史学本身的系统性，其所译介的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不仅多为欧美原著，且数量颇多，范围也及于英、法、德、俄、意诸国，如美国塞利格曼（Edwin R.A.Seiligman）的《经济史观》（陈石孚译本）、班兹（H.E.Barnes）的《史学》（向达译本）、英国弗林特（R.Flint）的《历史科学概论）》（郭斌佳译本）、司各脱（E.Scott）的《史学概论》（余楠秋等译本）、法国施亨利（Henry See）的《历史之科学与哲学》（黎东方译本）、瑟诺博斯的《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张宗文译本）等，从而大大拓展了西方史学输入的深广度。
    二
    “五四”时期西方史学的输入，是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整个西方史学主潮发生重大转折的背景上展开的，因而明显地带有这种转型期的特征。其时输入的西方各派现代史学，就内容而言，大体可归入以下二大潮流。
    其一，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在西方史坛占主流地位的实证主义史学。
    实证史学是十九世纪西方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产物，创导人为法国的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3），经法国史家泰恩（Hippolyte A.Taine,1829-1893）和英国史家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的运用阐扬，影响益大。其基本主张，在提倡以自然科学依据经验事实和观察求得事物变化规律的“实证”方法，考察人类社会活动，从中揭示各种复杂社会现象和历史的演变规律，并提出应把历史学建设成为物理学和生物学一样精确的科学。后来，不少人又把德国的朗克学派也归入了实证史学范畴。朗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是西方近代“科学”历史学的奠基人，其治史特重原始资料，认为史家之基本职责在于搜讨、考证和编次史料，使之自己说话，以达“如实直书”之目的。并为此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史料辨伪考订办法，主张通过“外部考证”（即将原始文献资料与同时其他记载或不同版本的比勘，使史料真伪毕现）和“内部考证”（分析考查史书作者或史实记录者的意图及依据，以定其可信程度），为重建信史提供坚实的依据。尽管朗克的史学本不以“实证”鸣于世，但其强调严格按照史料，不偏不倚反映历史真相的“客观主义”治史态度和方法，与实证主义提倡的科学精神正相一致，并对该思潮的传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故一般也被视为实证史学的流派。当然实际上，其治史宗旨与前者相比，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他看来，历史研究的对象只是变动而不可重复的人物事实，史家之能事，仅在考信史料，据以再现历史，如果说其间有什么因果关系，应由哲学家去探讨，史学本身并不能发现有关社会发展的规律。并认为历史不过是一幕幕帝王将相和伟人的活动，因而其研究往往只注重政治史和政治人物。巴克尔等人则始终认定“历史科学”的任务在于探讨并发现人类社会活动及其文明进化的规律，为此，历史研究不能仅仅注目于个别人物的事迹，而应以全社会民众或民族的活动及其文化为考察重点，将视野从宗教、政治、军事、外交的狭小的范围扩大到物质经济、制度文物、科技、风习、文艺等各社会生活领域。巴克尔本人还针对朗克学派的上述观点提出过批评。[11]不过，从整个西方实证史学的演变情况看，至十九世纪末，朗克学派的影响显然在其中占了优势，以致当时的实证史家大多放弃了寻求历史规律的尝试而专志于史料、史实的考据工作。这种风气的变化，在“五四”之后的实证史学输入过程中有着明显的反映。
    应当说，实证主义史学自二十世纪初便已通过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节译本及一些日本史学理论的译介著作传入中国，其有关建立“历史科学”、寻求历史因果律以及注重人类社会文明史研究等观点，曾引起了学术界颇为广泛的关注。而其时零星输入的朗克学派史学方法，却并未产生多大反响。“五四”时期传入的各派实证史学，则对探求历史规律的主张普遍表现出一种修正的态度，以下二派的观点尤具代表性。
    （1）法、德的实证史学。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法、德的实证史学，大体上都继承了朗克学派的衣钵。其时法国实证史学的理论代表作为朗格诺瓦（Charles victor Langlois,1863-1929）和瑟诺博斯（Charles Seignobos,1854-1942）合著的《历史研究法入门》。该书原刊于1898年，1919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就将其列为讨论史料整理和审定方法的重要参考书。1923年，在法国巴黎大学师从瑟诺博斯修习近代史和史学方法的李思纯归国，将此书译为中文，题名《史学原论》，[12]交商务印书馆于1926年出版。全书凡三篇：上篇讨论史料搜集保存及历史辅助学科等基础知识；中篇论分析工作，重点在说明史源考察及史文校勘、辨伪、释义等内、外考证方法；下篇专谈史料组织、史实排比推论及史书体例文字等“综合工作”。作者认为，“历史由史料构成，史料乃往时人类思想与行为所遗留之陈迹”，“无史料斯无历史矣”。故书中大部分论述都围绕着史料文献学的问题展开，强调其所着眼，本非“空泛无际之历史哲学”，而在为治史者提供一套合理的方法，以便“用之以得科学式之真实”。并对孔德等人认为历史受理性“定律”支配的观点表示了异议，说：“以世界事物均受理性之支配，遂发生人类乃连续而必定‘进步’之学说，此虽被实证哲学家（Positivitists）所采，然亦纯然为形上学之假定耳……历史事实之研究，终不能指出一种‘简单的’普遍继续之人类进步。其呈现于吾人之目前者，仍是若干局部偶然之事实外，更无所谓任何之理性，足以显示属于人类全体恒久不易之因果。”[13]
    德国朗克学派的史学对“五四”以后中国史坛的影响实际还更大些。二十年代起，姚从吾、傅斯年等相继赴德留学，开始在这方面受到直接熏陶。如姚从吾于1922年赴德，在接触了“客观主义”史学方法后，“始而惊异，继而佩服，三年之后渐有创获，觉Ranke及Bernheim的治史，实高出乾嘉一等。他们有比较客观的标准，不为传统所囿，有各种社会自然科学的启示、指导，可以推陈出新。”[14]1934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开设史学方法课，对德国史学尤其是朗克一派的治史方法作了系统讲授。特别是傅斯年，1926年从德国柏林大学哲学院留学归国，对朗克的史学方法更是推崇不已，极力宣传“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15]，“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16]并以此作为创办和主持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指导方针，甚至处处以“中国的朗克学派”自居。三十年代，德国史家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0-1922）的《史学方法论》以及美国学者弗领（Ferd Morrow Fling）据此删改而成的《历史研究法》也被中译出版。前者对朗克的批判史学基本原则作了系统归纳，与《史学原论》同被誉为“集历代史家学说之大成”和“能采撷那时所谓最新学说的精华”[17]之作，在国内广为流传引用，对形成其时史学界重视史料和史实考订的风气，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