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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史学史》的撰写，查阅《静晤室日记》，作者有如下的记载，兹转录于此，或可有助于对此书的认识：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23日：“始撰《中国史学史》， 无可依傍，以意为之。梁任公于其《历史研究法续编》中有‘中国史学史作法’一节尚可取资，惟语焉不详。闻卫聚贤撰有是书，由《大公报》出版，亦未之见。”
    2月26日：“撰《史学史》导言竟，接撰第一章古代之史官， 约得三千余言。近三四日思绪棼乱，若不可梳理。今日闭户沉思，略得端绪，伏案撰稿，乃如剥笋抽蕉，书卷奔凑腕下，不觉头头是道矣。凡事须于苦中得乐，此之谓也。”
    3月2日：“撰《史学史》稿第一章《古代之史官》竟，取材不丰，笔不达意，殊未惬心。”
    3月4日：“撰《史学史》第二章《古代之史家与史籍》竟。”
    5月5日：“撰《史学史》第五章竟。”
    5月8日：“余撰《史学史》原定八章，兹以尚有未备，增二章，非十余万言不能尽。原期于六月底毕功，为时仅月余，暑假将届，只好延至下学期补足耳。”
    7月7日：“撰《史学考》中改修《宋史》之一节，颇能究其始末。”（引者按：《日记》中常常用《史学考》，说的就是《史学史》。）
    7月22日：“撰《史学考》改修《元史》一节竟。 续撰自正史中分撰之别史，如马、陆二氏之两《南唐书》是其例也。钱士升《南宋书》亦自《宋史》分撰，欲以上继《东都事略》，而实非其伦；其可称者，其谢启昆之《西魏书》、吴任臣之《十国春秋》乎。”
    7月29日：“撰《史学考》第七章，具稿已六七十页，而未毕其半，何繁而不杀，一至于此耶。”
    8月24日：“闭户草撰《史学史》，凡得十余页，近一月来所未有也。”
    9月15日：“撰《史学考》纪事本末一节，于诸家所论之外， 又有采获，自谓不无一得。”
    9月22日：“撰《史学考》第七章竟，凡得六万余言， 约当第一章之五倍，第六章之三倍，殊患其繁，然亦欲简而不得者。”
    10月14日：“撰《史学考》第八章竟，约得二万余字。”
    10月24日：“撰《史学考》第十章，以近顷重要之发见为基础，如殷墟之甲骨、敦煌之木简及写本、内阁大库之档案三者是也。”
    11月17日：“续撰《史学考》稿，每日约得二、三千言，期以十余日毕功。”
    11月26日：“撰《史学考》结论毕。自本年三月始功，十一月末讫功，凡九阅月，中间旅行约一阅月，实为八阅月，计二百四十余〔日〕。全书十章，合导言、绪论，凡得二十万言，每日平均撰稿一千字上下，此旅川以来读史之所得也。”
    12月17日：“改撰《史学考》第一章古代史官，原稿十存其三四，易者约十之六七。”
    12月22日：“改撰《史学考》古代之史家与史籍一章，大致已毕。因未细读原文，改过之后，方知重复。可知删改之作，有不如原文之佳者，凡事求之过细，往往欲益反损。”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月31日：“整理《史学史》稿略竣。”
    2月10日：“以《史学考》中《最近史学之趋势》一章， 送《新民族周刊》发表。”
    2月22日：“修改《史学考》第五章粗毕。”
    6月3日：“订补《史学考》全稿，竭一日之力，仍未能毕，此稿凡订补多次，甚矣，撰作之难也！”
    9月15日：“修订《史学史》稿本，须费数日之力，拟托郭任生携往香港，交商务印书馆排印。”
    9月18日：“修正《史学史》稿毕事，稍有增窜。”
    9月19日：“诘朝入城，访郭任生，以《史学史》稿交之， 托其携往香港。”（均见《静晤室日记》第六册，卷九六--卷一○一）。
    以上所节录的这些文字，可看作是这部《中国史学史》的撰述史。它生动地反映出来这部《中国史学史》的撰写过程，反映出来作者在撰写过程中的心境和思想的轨迹，反映出来作者在撰述上曾经碰到的问题，而有些问题对今天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仍有学术上的启发。我以为，这些文字的可贵性，是作者的其他一般性阐述所无法替代的。
    《中国史学史》的撰写，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938年2月至9月，为撰述阶段；1938年12月至1939年9月，为修改订补阶段，首尾约一年半时间。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作者没有说明的，即在撰写过程中，作者有时称本书为《史学史》，有时又称本书为《史学考》，且频频出现这两种名称。这当然不是作者的笔误，把“史”写成了“考”，而是作者可能确有这样的想法，即本书最终也可能会取名《中国史学考》。这当然只是推测，但这推测一是以《日记》为依据，二是考虑到作者推重清人考据学成就的缘故。在没有发现作者本人的其他说明之前，姑妄言之，存以备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