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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一书，在整体内容的安排上受梁启超的启发，在撰述方法上受考据之学的影响。
    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时，可资参考者甚少。其1938年2月23日日记说是“无可依傍，以意为之”的话，确乎事实。同日日记提到“卫聚贤所撰”外，此时还有一些学人如曹聚仁、卢绍稷、何炳松、罗元鲲、周容、陆懋德、李则刚等，也撰写了与中国史学史有关的论著（注：朱仲玉：《中国史学史书录》，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虽都不是有系统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但金毓黻也未曾见到。当时，他所能见到的，主要是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日记》作“续编”）中关于中国史学史做法的论述。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三的第三章讲到“文化专史及其做法”时，专有一节阐述“史学史的做法”。梁启超认为：“中国史书既然这么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它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也没有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他还提出自己的设想：“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本世纪20年代，梁启超率先提出“史学史”作为一种文化专史必须进行研究以及如何研究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创见。这是近代意义上中国史家对史学之史的新认识，对史学史学科的创建、发展有重要意义。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主要是受到了梁启超上述认识的启发。他在1944年版的《导言》中说：“本编内容略如梁氏所示四目”。他在1957年的修订版《导言》中也说：这书“谨遵刘、章之义例，纬以梁氏之条目粗加诠次，以为诵说之资”。诚如白寿彝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金毓黻的书，是在梁启超设计的蓝图上写出来的。这书在分期问题上，也大致是按着梁启超所说的办法。梁启超对于分期说得不清楚，金的书在分期的概念上也不显明。梁启超主张史学史要写史官、史家、史学，金的书也就按照这三个部分去写。梁启超推重司马迁和班固，金氏书把司马迁和班固列为专章。梁启超在说史学发展的时候，举出刘知几、郑樵、章学诚，金的书没有把郑樵看得那么重，但还是把刘知几和章学诚列为专章。从全书的结构上看，金毓黻就是在梁启超的蓝图上填写了史书的目录，有时对这些书做了简单介绍和评论。这部书带有浓厚的史部目录学的气味。我说这话并无意贬低金毓黻所做的工作，他所选的书目和解说，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他把书目写得那么详细，解说得那么有根据，体现了他治学的功力。我们如果对于他的书能够善于利用，对于研究史学史还是有些帮助的。”（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166页。）作为中国史学史这一专史的创始之作，必有一个由晦而显、由略而详、由简而繁、由浅而深的发展过程，这是不难理解的。
    此书在撰述方法上受考据之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排比材料为主。关于这一点，金毓黻在1957年为《中国史学史》所写的“重版说明”作了这样的阐述：“本书创稿于1938年，系大学授课讲义，1944年始在重庆出版。当时著者并未建立辩证唯物主义之历史观点，因而缺点甚多。而尤要者，则在只就过去三千年间之若干史家、史籍加以编排叙述，殊不足以说明祖国史学产生发展演变之主流所在。兹以编著新型的中国史学史尚需时日，而本书徵引资料较富，可供教学研究参考之用，爰由作者略事修订、删削，权作参考资料而重版，当为读者所谅许。”作者在撰写此书后的二十年，其间经历了新中国的成立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著作，其所感受，自是出于真诚。此书对于史学之时代特征、发展阶段、思想成就等均着墨甚少。然而，自此书修订版面世至今（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本，1962年中华书局重印），我们今天来看待金著《中国史学史》，还是应当肯定它在40-60年代产生的学术影响，肯定它在推动学科创建中的积极作用。
    首先，此书在结构上，吸收古今史家论述的成果，力图把史学的源流、义例、发展及趋势撰为一书，虽未尽如人意（尤其是对义例的分析和发展的脉络着笔甚少），但草创之功，殊为不易。如果说作者在初版的《导言》中对“编纂要义”还阐说得不很明确的话，那么在修订版的《导言》中作者则进一步明确地阐述了此书的“编纂义旨”：一是讲史官、史家、史籍的产生及官史、私史之区别；二是讲史学之重点在撰史、论史两个方面；三是讲撰史途径中的两个转折，即“于魏晋南北朝启其机缄，于唐宋以后拓其境界”；四是讲史料在史学发展中的重要。今天来看，这几点“义旨”的逻辑联系也还是不很明确，但作者显然已经触及史学的成立、史学的主要内容、史学发展中的变化、史学发展与历史文献之关系等问题。
    其次，此书在初版时，作者在中国史学史的分期认识上并不明确，而在修订版的《导言》中，作者就当时的认识作了说明：“全书结构，括以九章，并为便于叙述，略分古代、汉魏南北朝及唐初及唐宋迄清为三期，权作商榷之资，藉为就正之地 ”。这是修订版《导言》中增加的几句很重要的话。结合此书各章内容来看，第一、第二章，分别讲古代史官、史家与史籍，是第一个时期第三章至第五章讲马、班史学，魏晋南北朝至唐初私家修史及汉魏以后史官制度，是第二个时期；第六章至第九章，是分别讲唐宋以后官史、私史、刘知几与章学诚之史学，以及清代史家成就，是第三个时期（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初版时的第十章《最近史学之趋势》，作者在出版修订版时删去。其实这一章对于了解作者当时对史学趋势的认识，是很重要的）。当然，这个分期还比较笼统，而尤其对于分期的依据少有论述；但对于清代以前之史学“由简趋繁”的大势，朦胧分为三期，已见端倪。这也是作者在撰写此书后二十年所提出的新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中国史学史的分期问题，作者在撰写此书之初，已经有所关注， 并提出了初步的设想。 作者在1938年3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
    “中国史学可分六期：一为萌芽期，上古讫汉初，史家以孔子及左丘明为史家之冠，而《尚书》、《春秋》及《左氏传》，又史籍之卓出者也；二为成立期，两汉之世属之，史家以司马迁、班固两家为冠，而史籍则《史记》、《汉书》是也；三为发展期，魏晋南北朝私家修史之风极盛而所成之史亦多，《后汉书》有七家，《晋书》有十八家，十六国、南北朝各有专史，而作者非一人，崔鸿又因以成《十六国春秋》，李延寿因以成《南史》、《北史》，胥汲马、班之流而结灿烂之果者也；四为中衰期，而唐讫清中叶，史由官修，定于一尊，私家修史多以肇祸，故史学最不振；五为复兴期，清中叶讫民国初，导源于唐之刘知几、宋之郑樵，而大成于清之章学诚，吾国至是始有成家之史学，而浙东史学之一派如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亦足以为章学诚之先河；六为革新期，即现代也，西学东渐，史学亦为所震撼，章太炎先生之论史已异于前人，而梁任公更以革新相号召，近有何炳松亦以新史名家，将来之趋势恐呈中西合流之观，此今昔之不同也。以此六期榷论为史，或有一当，第恐不能发挥要义，以尽诵说之能事耳。”（《静晤室日记》第六册，卷九六）。
    作者是由于“不能发挥要义”，还是后来感到此说有未妥之处，因而本书的撰述没有采用“六期”说，我们已不得而知。今天看来，“六期”基本上是以史家、史书为标准进行划分，且所谓萌芽、成立、发展、中衰、复兴、革新之名目及其时段划分，皆尚可商榷，但它反映了作者的思想轨迹，对于史学史学科的认识史来说，还是有研究价值的。
    再次，此书在初版及修订版的《导言》中提出了什么是史学，什么是史学史，以及关于史官、史家、官史、私史、撰史、论史之区别的见解，还有《史通》中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为“中国史学史之滥觞”的见解、“私家成就殊胜于史官”的见解等，虽也有可以商榷之处，但对推进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是有参考价值的。
    此书之内容，如白寿彝先生所说，“带有浓厚的史部目录学的气味”，这是从整体上说的，如第四、六、七、九各章，从目录上看，几乎全是列举出来的史家、史书名称。从局部来看，作者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独立见解。如第五章论刘知几与章学诚的史学，是近代以来的较早的系统论述，而所论“《史通》以扬榷利病为主亦兼阐明义例”，论章学诚“论记注与撰述之分”、“论通史”、“史学之阐明”、“因事命篇为作史之极则”以及关于“刘章二氏之比较”等，都提出了有参考价值的认识。对有些问题，作者也不苟同旧说，而提出新见，如对元修宋、辽、金三史，就后人“以三史成书太速为病”、“后贤又病《宋史》冗杂、《辽史》简略”等问题，一一予以辨析，读来都能使人有所启发。当然，此书在有些评论上存在的偏颇是很明显的，如评价《文献通考》高于评价《通典》，认为《宋元学案》优于《明儒学案》等，早在40年代已有论者指出所论不妥。又此书在体例上因贯彻作者关于官修之史与私人撰史之不同这一主线，故于内容安排多牵就依傍于此而呈现出首尾零乱、时间重复，“史”的特色未能鲜明地反映出来。凡此，读者均可有自己的认识，唯不必苛求于作者就是了。
    总的来说，金毓黻所著《中国史学史》，作为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或这门专史草创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是有它应有的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