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党在盟内的特殊地位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同盟内其他党派以及无党派盟员的不满。随着民盟自身队伍的不断壮大和民盟政治影响的增强，大多数盟员强烈要求打破个别党派为着一党一派的利益操纵把持盟务的局面。然而，要改变旧有格局，摆脱一党一派的控制要经过尖锐的内部斗争才能实现。1944年，民盟昆明支部为打破党派把持盟务的局面，向民盟中央建议，将原政团同盟改为民主同盟来改变过去以“政团”为单位的联合体，实现政治主张相同的个人的大联合。但是要彻底改变长时期形成的某一党派对盟务的把持不是一次会议所能完成的。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青年党把持盟务问题是在1945年10月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此时，中华民族已赢得了抗战的彻底胜利，全国人民正在呼吁国家的民主、和平、统一。民盟也在为谋求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积极奔走。在呼唤民主、和平的阵阵声浪中，民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发挥其应有的政治影响和作用，1945年10月，民盟组织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此次大会的中心议题当然是讨论战后中国的政治制度问题，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同时，另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面对今后民盟的发展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如何摆脱青年党对民盟的操纵。围绕这一问题，民盟代表内部引起了异常激烈的斗争，昆明、重庆和成都的无党派盟员代表同救国会、第三党以及国社党、职教派、乡建派的盟员代表形成了会上的联合，从而控制了整个大会形势，使青年党在盟内的地位骤然下降，青年党从此再也无力操纵民盟。民盟内部各党派尤其是青年党与其它党派、无党派盟员的政治联合出现危机，党派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进一步公开化。
    三
    伴随民盟内部广大盟员对青年党操纵盟务不满情绪的表面化以及青年党在盟内一党独尊地位的动摇，盟内党派联合开始出现难以弥合的裂痕并最终分裂。这不但与各党自身的发展状况、建党宗旨有关，而且更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拉拢分化的结果。
    事实上，在建党之初，青年党就一直力图把自己发展成为国共之外的第三大党。当然，无论就规模还是力量而言，它皆不足以与前二者相提并论，但与其它中间党派相比较，青年党确实很有份量。抗战时，在西南，该党是“联系各方与平衡各方的一个重要筹码”，中共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联系，常常需要它牵线搭桥。拉拢收买青年党是国民党奉行的一贯策略，抗战时，蒋介石在召集第三届国民参政会上，亲自指定青年党领袖左舜生为参政会副主席。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派飞机将原滞留于北平的青年党领袖曾琦接到西南，并支持他在青年党中恢复党魁的地位，以挽救青年党操纵民盟的颓势。然而，1945年10月，民盟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青年党在盟内的影响非但没有加强，反而更加削弱了，这引发了青年党领袖曾琦、左舜生、李璜内部之间的宗派斗争，同时也增大了青年党与民盟的政治离心力。1945年底，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即，国民党当局为避免政协会议上陷于孤立而拚命地收买分化中间势力。无疑，青年党正是国民党拉拢的最合适的对象。
    青年党投靠国民党后，表面上仍以“第三势力”和“在野党”自居，甚至作为第三方面的一部分直接参与了国共和谈等一系列重大政治活动。1946年10月，伪“国大”召开前，青年党仍“强调遵守政协，决不单独提交名单。”（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六辑，第 112页。）实际上，青年党自投靠国民党之日起，就放弃了其所标榜的中间立场。1946年1月15日，政协会议举行第5次会议，讨论共同施政纲领问题。国民党提出应访照《抗战建国纲领》拟定，遭到中共、民盟等代表的一致反对，而青年党代表则发出了赞同的声音。鉴于此，1946年 4月28日，民盟中央常委第7次会议，以青年党投靠蒋介石集团、破坏盟纪， 决定开除该党派出盟。同时，鉴于青年党在盟内长期从事宗派分裂活动，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调整盟内党派问题施行办法》，规定加盟党应“接受民盟之政治主张”，“遵守组织规章，服从决议”，加盟党派在政治上有重大意见“须向政府提出者，应建议本盟提出之”，各党派不得以党派名义“自行向政府交涉权益”，各党派之言论机关不得抵毁或攻击民盟及盟内党派。（注：《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大事记》，第153～154页。）此后，青年党则更露骨地投靠了国民党。1946年11月，青年党竟然参加了伪“国大”，并投身国民党“改组”政府的活动，与国民党当局同流合污。
    民社党是步青年党后尘脱离民盟投靠国民党的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党派。它的前身是国家社会党，1946年8 月与海外的民主宪政党正式合并，更名为中国民主社会党。该党奉行的是既不接受国民党、也不接近共产党的“中间”政治路线，强调议会政治，标榜民主立宪。民社党的不少领导人都是2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国文化教育界以及党派中的著名人物。张君劢作为该党领袖，是民盟的发起人之一，他长期担任民盟国外关系委员会主任委员，甚至张澜曾经有过几次想把民盟主席让给他。这说明张君劢在盟内的地位是很高的。当然，张君劢在社会上也颇有政治影响，在筹建国社党之前，张君劢参加过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并成为这场论战的主将，被称为“玄学鬼”。抗战期间，作为国民参政会的一员，张君劢被蒋介石追请为参政会副主席。1945年4～6月，他又以民盟成员身份被推选参加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1946年1月， 政协会议召开，他是出席会议的民盟代表之一。期间，国民党派专人拉拢收买他。蒋介石、张群先后设专宴款待他，同年7月29日， 吴铁城专程赴沪访张，告以政府有意邀请民盟领袖一二人参加政府，授以部长一职（注：《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大事记》，第219页。）， 试探张君劢的态度。国民党的财政专家、张君劢的亲兄弟张嘉璈更是凭着自己的特殊关系为政府充当说客。对于国民党的拉拢，张君劢开始并未放弃“中间派”的立场，他曾经强调“一个党要有独立的精神和主张，决不能做别人的尾巴”（注：罗静轩：《我所知道的张君劢与民社党》，《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四辑，第126页。）。政治协商会议后， 张君劢领导的民社党基本上保持着与民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持一致态度，但是，国民党的拉拢收买无疑拉开了张君劢与民盟的距离。1946年8月， 国社党与民宪党合并，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党员代表会上，张君劢公开提出要脱离与民盟的合作关系。针对1946年4 月民盟《调整盟内党派问题的施行办法》的出台，张君劢甚至挑衅性地提出“民盟重要声明，均需预先取得本党同意”的主张（注：罗静轩：《我所知道的张君劢与民社党》，《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四辑，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