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国民党的统治基础主要是在城市，农村一直是其统治的薄弱环节。从一般意义上说，国民党要稳固在全国的统治地位，首先必须加强对农村的控制。而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在农村推行依靠地主阶级的政策，利用他们统治农民、稳定农村，保持传统农村的旧秩序，使农民在大革命时所得利益损失殆尽，引起了农村社会的剧烈动荡。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则采取以社会革命建立农村新政权新秩序的作法，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与拥护，又迫使国民党重新评估和认识农民的力量与农村的地位，产生了与中国共产党争夺民众和农村基地的思想。1932年蒋介石曾表示，中国历来以农业为立国之本，所赖以增殖财富者，首推农民，国命所托，实在农村，政象的康宁与变乱决定于农民的安乐和农村的安宁与否。
    再者，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作为也促使国民党去争夺农村。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逐渐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积蓄革命力量，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严重地威胁到国民党在农村已以十分薄弱的统治基础。于是国民党一方面采取军事手段围剿农村革命根据地，另一方面则试图运用政治手段，通过实施县政建设消弭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稳固在农村的统治。时人评论曰：“在匪区办理，则为复兴农村，杜绝匪患”，“使农村经济安定，农民安居乐业，共匪始无死灰复燃之可能”，“在其他各省县办理，则为整理农村，增加生产，预防匪共”，“两者同时并举，数年后，国内匪共，自可不剿而自灭也”。（注：毛应章：《定县平民教育考察记》自序，南京拔提书店1933年版，第2页。）
    此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国人深知非安内无以攘外，非充实国力，无以言抵抗。安内也，充实国力也，非安辑地方，培养元气，则仍流于空泛。”（注：罗志渊：《中国县政制度》，上海群众出版社1973年版，第39页。）因此，要抵御外侮，增强国力，“安辑地方”，尤其需要县级行政组织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推行县政建设也是时代的要求。
    第二，20-30年代我国农村社会濒于崩溃的现实是促使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县政建设的直接动因。
    20-30年代中国农村问题的严重，表现为农村经济的衰退和农民生活的极度贫困。其时的中国农民普遍面临着两大问题和三方面的经济压力。两大问题，一是由于资金的短缺，无法改进生产技术，农业产量逐年锐减；二是沉重的经济负担。三方面的经济压力，一是高额地租剥削和不断加码的田赋正附税。当时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租率一般是“倒三七”或“倒二八”，即70-80%的农产物交给地主。（注：董长芝等：《中国现代经济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除此而外，地主还把按亩征收的田赋完全转嫁到农民身上，税率之高到了惊人的地步。据记载，四川丹陵的田赋占46%，眉山占66%，江安竟高达99%。田赋除正税外，还附带征收其他费用（即田赋附加税）。有人统计，30年代初，江苏省各县的田赋附加税有105种， 浙江省各县竟达739种。（注：石西民：《我国田赋的积弊与整理》， 《中国农村》2卷11期。）二是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 田赋是按亩征收的，除田赋外，还有按人头征收的各种杂税。20～30年代，中国农民所负担的杂税，数额之高，名目之多，也为中外古今所罕见。如贵州省的人头税竟有1200种。（注：农村经济研究会编：《农村经济论辑》，冀鲁豫书店1944年版，第342页。）三是令人震惊的高利贷盘剥。 农民入不敷出，只得以借贷度日。农民的借贷，一般是向地主借款或借粮。有人曾调查过1933年全国22个省农民的借贷情况，发现有56%的农户需要借款，48%的农户需要借粮。察哈尔省的借款户竟达79%。面对众多需借贷的农民，地主趁机抬高利率。据记载，有的地方利率高达100%， 甚至100%以上。如山东的“青麦利”，青麦未黄时借粮， 六月初一以前偿还，便要借一还四。（注：参见郭得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 ）沉重的经济负担把农民推到了死亡的边缘。据统计，1931-1934年全国饿死的人数达698.8 万人。（注：鲁振祥：《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初步考察》，《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4期。）
    随着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民负担的加重，广大农民迫于生计，只得背井离乡，流落他乡。20年代日本学者田中忠夫曾对苏、皖、鲁、直、浙等省的农民离村率作过估计，他认为，在上述省份中大约有4.6 %的农民离村。（注：王仲鸣：《中国农民问题与农民运动》，上海平凡书局1929年版，第185页。）30年代初， 有人分析过广东农民的离村情况：广东各县农民离村率，30年代普遍高于20年代。如1934年较1929年，信宜、 茂名、德庆等县的农民离村率一般增加了5-40%。（注：陈翰笙：《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印，1934年版，第66页。）尽管从世界各国工业发展的进程来看，农民离村是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就30年代中国的情况而言，大量的农民离村无疑反映了农村日趋崩溃的现实。农民离村使得大片土地荒芜，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危机。
    毋庸置疑，造成中国农村遭受破坏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但天灾人祸也加剧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村社会的崩溃。当时的中国确实是人祸伴随着天灾。就人祸而论，20～30年代正是军阀混战最烈的时期，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仅没有平息战乱，反而是大战不断。1927-1930年的3年间，动员10 万人以上的内战多达近30次，各省中小军阀之间的相互攻伐则几乎从未停止过。连年的混战不仅直接危害到人民的生计，而且随混战而来的那些不计其数的横征暴敛和苛捐杂税全部落到农民身上，加剧了农民的负担。不仅如此，频繁的战乱又导致兵痞盗匪横行，既使农村社会环境进一步恶化，又给农村经济带来直接而严重的破坏。就天灾而言，据文献记载，20～30年代中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天灾。1926年，水旱灾旱遍及东北3省以及冀、 鲁、湘、鄂、苏、皖等10余省。（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672页。）1928-1929年，冀、鲁、陕、豫、甘、 热等省大旱，灾民5千余万。1931年江淮流域普发大水，灾区16省。 灾情最严重的是江淮流域的苏、皖、鄂、湘、赣、浙、豫、鲁等省，南京、汉口、扬州等地成为一片泽国。据南京国民政府全国救济水灾委员会的报告，灾民达2500万人。（注：参见王文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1933年北方大水， 受灾区域达15省252县。1934年又有16省369县旱灾，14省283 县水灾。（注：参见马勇：《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页。 ）频仍的灾荒加剧了农村问题的严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