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执政者通过瓶颈时期的历史考察
    面对瓶颈时期的统治危机，各个王朝的统治者当然要想办法加以解决。有些统治者由于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制度和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策，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曾大幅度的延缓了周期率的发生。我们不妨看看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
    第一，努力实现权力的有序交接。在专制政治的条件下，权力继承处理不当，极易酿成大的政治动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很让统治者伤脑筋，连一些雄才大略的君主也常常被立储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从封建统治者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既保证权位不他移，又实现皇位“合法”继承者之间的优胜劣汰。为此，有些王朝实行过“兄终弟及”制度，但较普遍采用的还是“嫡长子继承制”。为保证皇位继承不发生意外，有些王朝还规定不许后妃外戚干政，不许亲王结交外臣。不过，“嫡长子继承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难以保证继承者的高素质，难以避免兄弟相残。到清雍正时，创立秘密立储制度，扩大了皇帝选拔接班人的自由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兄弟相残，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专制独裁和“家天下”的封建制度决定了封建社会永远不可能根本解决这一问题。
    第二，建立选贤任能的用人机制。封建社会一些当权者也认识到，要想将政权延续下去，必须吸引和任用贤能之士，才能使国家机器保持应有的生机和活力。究竟选什么样的人为官呢？韩非关于将功臣和贤臣相区别的观点对后人影响很大。《韩非子·人主》中说：“夫有功者受重禄，有能者处大官”。即授功臣以爵禄，褒奖其已往的政治贡献；任贤臣以官职，使其在治国治世上有所建树。换言之，就是不以官职赏有功，而只授给那些有行政管理才能的人。
    对如何发现和任用贤能之士，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掌权者也在不断地探索改进，经历了一个从察举制到科举制的发展过程。汉朝实行的察举比世袭封荫有明显的进步。三国时魏文帝实行九品中正制，结果造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门阀士族制度，阻塞了贤者之路。隋唐之后，改为科举制，为一些中小地主参与政治提供了可通之途，贫寒子弟入仕也有了一根独木桥。这无疑扩大了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基础。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选才制度中，科举制不仅是封建统治者网罗人才的一条便捷而有效的方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消磨了人们的斗志，减少了政权的对立面和不安定因素。所以，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着官服走出宫门时，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之中矣！”
    尽管科举制越到后期越趋于反动，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科举取士同封荫世袭、买官私授相比，毕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近年有论指出，近代西方的文官制度和现代的公务员制度，是在吸取了科举制所倡导的公开性和平等竞争原则基础上建立的，似也可以作为科举制积极性一面的说明和注脚。
    第三，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封建统治者尽管自身不乏享受腐化者，但为了长久统治，还是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防止腐败发生。各种腐败之中，危害最烈的莫过于吏治的腐败。贪官能腐蚀政权肌体，激起百姓忿恨，从而危及政权的生存，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对此是清醒的。史载齐桓公向管仲请教如何治吏，管仲提出“清洁于货”这一政治条件。在管仲看来，官吏是否贪财，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具备不具备为官的政治条件。史家认为管仲能治齐，坚持这一治吏条件是其关键。汉代的“察孝举廉”，也是把孝和廉作为居官的首要政治条件。司马懿在谈到如何才能实现天下大治时也强调过“清固为本”的居官原则。
    为维持官僚队伍的清廉，不少朝代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朱元璋时甚至规定，将贪官枭首示人，剥皮充草，树于公堂，以儆来者。然而，由于封建官僚政治本身就是滋生腐败的土壤，通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所以腐败现象一直同封建社会相始终，根本无法消除。在封建社会，可以有个别清廉的官吏，却不可能有整个政权的清廉，这也是封建统治者不能摆脱周期率支配的重要原因。
    第四，实施客观上顺应社会发展的国策，或在形成政权瓶颈时果断调整政策，使之顺应社会发展，合乎民心民意，这是防止政权瓶颈出现或通过政权瓶颈的最根本的条件。所谓顺应社会发展，就是政策要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至少不阻碍、破坏生产力。这是一条根本的、古今中外都起作用的规律。顺应时代潮流，弱小者也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可以逐渐变强；逆历史潮流而动，强大者也会不堪一击，“忽喇喇似大厦倾”。以中国古代为例，原来弱小的秦国，由于率先实行了顺应社会发展进程的变法，国力大增，奠定了它统一六国的物质基础。但秦虽有统一之功，却无恤民之德，在国家统一之后，实行了一套严重破坏生产力的国策。结果，“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又很快灭亡于农民起义的烽火之中。与之相反的例子是汉武帝，他曾经是个很有作为的君主，但到了晚年，“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4 〕使汉王朝遇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当他看到这种危机对刘氏政权的存在已形成严重威胁时，果断地转变了政策。他在轮台诏中，深陈既往之悔，“禁苛政，止擅贼，力本农”〔5〕，与民休息，发展生产， 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落实，大力推广搜粟都尉赵过所创代田法和新式农具耦犁、楼车，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并实现了新的进步，使汉政权渡过了一次政权瓶颈得以延续下来。秦皇汉武俱有暴政，但秦亡而汉却中兴，史家评论其原因是汉武帝能“受忠直之言，”“晚而改过，顾托得人”〔6〕。 汉武帝的高人之处就在于，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敢于承认自己的“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7〕， 并在有生之年主动实现政策从破坏生产力向发展生产力的转变。
    上述四条之中，施政是否顺乎社会发展是“纲”，其余是“目”。如果执政者的国策逆历史潮流而动，即使有好的权力交接机制和用人制度，也于事无补。在封建社会中，传位、用人、防腐、施政，都是统治阶级单方面主宰的政治行为，在决定瓶颈危机会不会形成上起着内因的作用。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朝代的长短，总是和这个朝代的执政者和施政、用人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官风紧密相联的。兴亡之道，尽在于此。这一点，敏睿的古人早已注意到。唐朝大诗人杜牧在他著名的《阿房宫赋》中写道：“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复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千古兴亡，凝炼成这美妙华章。历代封建统治者只鉴赏了文章的华美，却难以体察到其中“哀之”、“鉴之”的哲理，或虽“哀之”、“鉴之”却有始无终。因而虽有数百年的王朝，却无一能跳出历史的周期率。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只有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建立政权并实行了较完善的民主政治以后才能成为现实。
    注释：
    〔1〕黄炎培：《八十年来》第148-149页。
    〔2〕《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3〕《隋书·元弘嗣传》
    〔4〕《资治通鉴·汉纪十四·武帝后元二年》
    〔5〕《汉书·西域传下》
    〔6〕《资治通鉴·汉纪十四·武帝后元二年》
    〔7〕《资治通鉴·汉纪十四·武帝征和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