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政治形势，史学界对于清代前期的“闭关政策”进行了热烈讨论。这场讨论对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领域对外开放毫无疑问起了重要促进作用。但是，就学术研究来说，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失误。例如，清史研究者几乎一致认定，江、浙、闽三个海关于乾隆二十二年被关闭，只留下广州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大家都是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对于“闭关政策”进行讨论的。问题是，江、浙、闽三个海关在事实上不仅从未被关闭，而且历经乾隆、嘉庆和道光三朝，一直都在正常运行。如此重大的学术研究失误，理应尽快得到纠正。笔者在1998年做博士论文答辩时，已经明确指出：“单口贸易是指单口对西方国家贸易。中国的其他口岸并未关闭，中国的商船可以从宁波、厦门等港口驶出，东洋和南洋国家的商船也可驶入这些港口。”①这个问题在当时写得比较简单，由于缺乏对于江、浙、闽三个海关在乾隆、嘉庆、道光朝运行情况的举证，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关注。今天，有感于错误观念的继续流行，笔者著文对此问题加以申论。
    一所谓“闭关政策”的重要依据
    中国史学界关于“闭关政策”的讨论早在1954年就开始了。当年，王仁忱首先提出“闭关政策”，他说：“乾隆时因怕广州关税减少，并鉴于在广州虎门、黄埔等处满清设有官兵，对于英国侵略者给以控制较为便利。遂决定加重浙江海关的税率，旋于乾隆二十二年就决定关闭三关，仅留广州一关。”②
    1958年，戴逸先生指出：“到1757年，乾隆帝索性将通商地限定在广州一地，而且外国商人在华的贸易和其他食物都要通过清政府特许的公行商人来进行。”③
    就上述论著来看，关于“闭关政策”的讨论，前提条件都是乾隆二十二年清帝宣布关闭江海关、浙海关和闽海关，此后只留下广东一个口岸对外贸易。
    从1979年开始，为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史学界对于“闭关政策”再次展开研究和讨论。戴逸先生说：“清初，中外贸易并没有限制在一地，外国商人可以到广东、福建、浙江沿海的口岸贸易。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以‘民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为由，将通商口岸限制在广州一地。”④最近，戴先生仍持是说⑤。
    胡思庸先生随后也发表文章，认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后，封闭了其他三个口岸，仅留广州一口。”⑥
    谢俊美教授也说：“在乾隆二十二年，清帝下令封闭江、浙、闽三海关，仅留广州一口与外贸易。”⑦
    张光灿认为，闭关政策的开始应追溯于康熙五十六年的禁海令，而闭关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限制和管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在这一点上，则是愈来愈严，最后限制在广州一口进行贸易。”⑧
    陈东林、李丹慧两人认为：“乾隆二十二年限令广州一口通商，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清代闭关政策的制度化。”⑨
    黄磊认为闭关政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限定广州一口通商，而关闭其他沿海口岸”⑩。
    以上文章史论结合，颇有新意。从1990年以来，关于清代的“闭关政策”问题，史学界又陆续发表四十余篇文章，但大多是对于先前观点的肯定和修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史学界50年来对于清代前期“闭关政策”的讨论，形成了两种主要观点：其一，多数学者认为，清代的“闭关政策”始于乾隆二十二年，这一年清廷下令关闭了江、浙、闽三个海关，只留下一个粤海关负责管理外国的一切贸易（又称单口贸易）。其二，“闭关政策”始于康熙五十六年的禁海令，最终形成于乾隆二十二年的一口通商令。这两种意见实际上都是以乾隆二十二年的上谕为标志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大家一致认为清朝前期实行了“闭关政策”，而后从不同角度对于“闭关政策”的起因、内容、性质和作用分别进行了分析。
    上述观点甚为流行，不仅为许多论著所采用，也被编入教科书。例如：获得第三届国家教委优秀教学一等奖的高等学校教材这样说：“清政府把对海外的贸易严格限制在广州一口，规定外国商人销售商品和购买土货，都必须通过少数特许的‘行商’之手，进行严格控制。”(11)再如，徐中约编《中国近代史》，也说：“中国在1842年对西方开放之前的八十五年中，广州是惟一的对外贸易开放口岸，这段时间中国的对外关系基本上与广州贸易有关。”(12)于此可见，“乾隆二十二年，清帝宣布关闭江、浙、闽三海关”，“广州是惟一通商口岸”的说法，已被史学界广泛接受和肯定。而在笔者看来，这两个判断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