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邓小平：农村改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出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我们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中的第二次飞跃，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找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道路，创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以此指引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邓小平同志经常讲的一句话，改革是中国的出路，不改革中国就没有出路。改革如何进行，从何处入手？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新中国建立后，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致力于彻底废除统治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农业生产力，领导亿万农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第一次成为土地的主人，获得了大批生产资料，劳动热情大大提高，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1952年，我国农业生产总值达到461亿元，比1949年增长48.4%，主要农产品产量都超过旧中国的最高历史水平。可是，由于我们后来犯了急性病的错误，从1958年起，我们搞了以“一大二公”为特征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原理，否定商品经济，否定按劳分配原则，出现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局面，结果极大地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外，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1960年粮食产量降到1951年的水平，并连续三年大减产，全国出现了三年经济困难局面。经过1962年以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农村重新出现生机，到1966年，全国大多数地区的农业生产恢复或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但是，十年浩劫给中国农业带来了新的灾难。林彪、“四人帮”批判“三自一包”，搞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没收自留地，限制家庭副业，关闭农贸市场，使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次低落，农业生产出现新的徘徊，农村经济迅速萎缩。到1978年，全国人均粮食大体上只相当于1957年的水平，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
    就在中国农业面临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遵循邓小平同志强调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精神，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全会认为，中国发展，取决于农村的发展，农业及农村的发展与中国稳定协调发展密切联系。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是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前提条件。全会还突出地研讨了当时十分严重的农业问题，指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必须首先调动我国亿万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全会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25项政策和措施。可见，我们党在农村工作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标志着我国农村工作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改革时代。在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精神鼓舞下，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农民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大胆创造，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从此，邓小平同志对农村改革开始了新的探索。
    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农民创造的“农业大包干”揭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这个队的社员冒着挨批被斗的风险，率先签订了分田到户的协议书，规定除了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的公粮外，产量结余全部归自己。一年之后，这个有名的多数人家“身背花鼓走四方”、到处逃荒要饭的穷队，一下变成了当地的冒尖队。1979年该队的粮食产量相当于1967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人均农副业收入4000多元。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它旋风般地席卷中国农村大地。
    就在我国广大农村发生深刻变革之时，一些人的认识出现了差异。有人表示赞成，有人怀疑指责，尤其是一些老同志，他们认为“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了解放前”。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党作出理论上的回答。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与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中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3]（P315）接着，他又指出，“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3]（P316）党中央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发出一系列文件，进一步肯定和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和推广农村改革的先进经验，不断充实和完善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同志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肯定和中央的科学决策，标志着我国农业终于打破了30年徘徊不前的局面，使农村改革和发展突破了两个禁区：一是以为所有制越公越好，越大越好；二是以为一个“包”字是指私有制。从而找到了一条既继承了20多年来农业合作化的积极成果，又克服了集体经济经营管理集中过多等弊病的农业发展道路。
    由于邓小平同志对农村改革的重视，1982到1984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改革问题，它有力地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深化了人们的认识，指导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稳步、健康的发展，于是全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景象，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到198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增长到4073亿公斤，比1979年的2827亿公斤增长44%，平均每年递增5.4%；棉花总产量由4098万担增加到12516万担，增长2.05倍，平均每年递增17.3%；农业总产值由1253亿元增加了3214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增长69%，平均每年递增7.8%。至此，长期困扰我国的粮食问题基本上实行了自给，初步解决了10亿人口的吃饭问题，部分地区过上了小康生活。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中国最大的变化在农村，农村中90%的人生活改善了。”从1985年开始，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不失时机地引导广大农民开始了第二步改革，这就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从此，农村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很快地发展成为农村重要的经济支柱。所以邓小平同志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成就，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兴起是中国农民创造的伟大奇迹，举世震惊。
    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先农村后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路子。正如邓小平同志在一次向外宾介绍我国改革的情况时指出：首先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村改革适应了广大农民向往生产经营自主权，解决温饱的迫切愿望和要求，符合当时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它不但解决了农民自身的温饱，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第一个飞跃”，而且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改革和建设热情，使整个国民经济进入“快车道”。“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如果说农村经济改革还只是一个序曲，那么，随之而来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则标志着改革的交响乐进入了高潮。所以，邓小平同志自信地说：“农村改革的经验使人们相信城市改革能够做好。”这是由于：第一，农村改革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是在认真研究和总结了6年来蓬勃发展的农村改革的基础上产生的。《决定》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一系列新理论，都与农村改革的实践分不开。为此，邓小平有个评价：“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第二，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要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尽快起步，与之相适应。一方面，随着农村第二步改革的开展，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这就迫切要求疏通城乡流通渠道，为农产品开拓广阔的市场，同时也满足农民对工业产品、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而要适合农村经济的这种变化，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另一方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兴起，也为推动农村深化改革，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3]（P163）邓小平同志正是当代中国改革的开拓者，他在改革之初就明确指出，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有秩序的改革。所谓全面不仅包括农村，也包括城市，不仅包括经济体制也包括政治体制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所谓有秩序，就是说改革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事业，是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因而必须有领导、有步骤地一步一步地进行。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是邓小平改革战略的突破口。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农村改革的胜利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