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菲律宾革命和第二次近代文化高潮 “宣传运动”失败了,导致宣传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它在组织上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运动,它的参加者几乎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人数不多,又和菲律宾普通群众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二是在思想政治上,它只是一个改良主义的运动。但是,作为菲律宾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宣传运动虽然失败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对菲律宾民族和历史的研究,对菲律宾文化遗产的挖掘,它所宣传的反对民族压迫、要求民族平等、维护人的尊严的主张,以及它所提出的建立一个菲律宾人的共同体的要求,已经深入人心。 在宣传运动的影响下和菲律宾联盟的废墟上,1892年7月2日,由博尼法西奥建议,成立了“卡蒂普南”即“民族儿女最尊贵协会”。与菲律宾联盟不同,卡蒂普南主要是由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贫穷的平民组成的,它提倡暴力革命作为获得独立和自由的唯一道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菲律宾的要求。在卡蒂普南的领导下,1896年8月26日,爆发了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菲律宾革命。经过两年的曲折斗争,于1898年6月12日宣布菲律宾独立,9月15日成立革命国会,11月29日批准著名的《马洛洛宪法》。1899年1月23日,在菲律宾马洛洛的巴拉索阿伊恩教堂举行了第一菲律宾共和国成立典礼。它是亚洲出现的第一个民主政体的共和国。但是由于美国的入侵,第一菲律宾共和国仅存在了两年,1901年3月就解体了。但共和国仍为菲律宾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从卡蒂普南建立到菲律宾第一共和国瓦解,是近代菲律宾文化发展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的菲律宾文化在继承宣传运动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它的主要特点,在于政治文化占居了主导地位,关于民族独立、民主、人权、自由的近代思想,进一步得到张扬。 (一)卡蒂普南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 卡蒂普南的社会政治思想,在提倡平等、热爱祖国等许多方面与宣传运动是一脉相承的,但又更为明确,而且更强调同压迫者作斗争的革命精神。卡蒂普南的民主主义和民族思想的形成,首先是受宣传运动先驱者的影响,其次它更多地体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菲律宾社会中下层阶级的要求。最后,直接归功于它的领导人博尼法西奥、哈辛托等人的贡献。与宣传运动的活动家们不同,卡蒂普南的著名领导人都来自社会下层。它的缔造者安德列斯·博尼法西奥(1863~1897)出生贫民,做过苦工、外国公司职员,他的知识是通过自学获得的。罗伯斯庇尔的《法国革命史》西班牙译本、《团结报》、黎萨尔的《不许犯我》和《起义者》以及雨果的《悲惨世界》,都曾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想。他本人也擅长写作,是诗人和小说作家。他的挚友哈辛托(1875~1899)是个簿记员和助产妇的儿子,因贫穷而未能修完圣托马斯大学法律专业的课程。卡蒂普南的重要文件,都是由博尼法西奥和哈辛托制订的。 卡蒂普南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不论肤色如何,一律平等。一个人的智慧、外貌或财富可能比他人优越,但作为人类来说总是平等的。”[⑩]“一切人是平等的,因为他们的本性是同一的。”[11] (2)认为自由是天赋的。“自由是天赐的,并非来自善行和美德。”“自由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因而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权利,人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思考和行事。”[12] (3)提出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任何权力要成为真正的合理的权力,它就只能是来自人民及其真正的代表”。“统治者来自人民,因此他们的法令和法律必须为人民谋福利。”[13] (4)号召“保卫被压迫的人,同压迫者作斗争。”[14] (5)提倡尊重妇女,“不要以为女人是玩物,而应该把她看作是困难生活中的良好的助手和伴侣,要记住她的柔弱、不要忘记把你带到世界上的是一个女人。凡不欲施于你的妻子、女儿或姐妹者,就不要施于他人的妻子、女儿或姐妹。”[15] (6)认为人的崇高和伟大在于他的美德。“一个人的伟大不在于他是国王,不在于他有高高的鼻子或者有白色皮肤,也不在于他在人世间占崇高的地位。伟大而崇高的是这样的人:他虽生在森林里,并且除了懂得本地语言之外,没有其他知识,但是他具有优良的品质,谨守诺言,诚实而正直,不伤害别人,感情优美,热爱自己的祖国。”[16] (7)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卡蒂普南入会须知》的第一项准则是“对国家真正的爱和互助”。[17]《卡蒂普南十戒》的第三条是:铭记在心“为祖国自由而死是真正的荣誉和幸福”。马比尼起草的《真正的十戒》,第四、第五条也说,“除热爱上帝和你的荣誉外,要热爱你的国家胜过爱你自己。”“首先保卫你的国家的幸福,然后才是你自己的幸福。”[18] (8)提出建立一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基础的共和国。艾米里奥·阿奎那多在1890年10月31日的《致菲律宾人民书》中说,“菲律宾公民们!……让我们努力仿效欧美文明国家的榜样吧!……让我们在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这场革命的箴言就是自由、平等、博爱。……政府的组织形式……将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最严格的原则之上。”[19]《真正的十戒》的第八条是,“为你的民族谋求一个共和国,但永远不要谋求君主政体;因为君主政体把一个或若干家族而建立一个王朝,而共和国却树立起一个民族,这个民族由于理智而变得崇高与尊贵,由于自由而变得伟大,由于勤劳而变得富裕与杰出。”[20] 以上这些表明,卡蒂普南吸收了近代欧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并具有菲律宾民族的特点,是一种近代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的菲律宾而且在当时东南亚都可以说是最为先进的思想。 当然,也应该看到,卡蒂普南的思想也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卡蒂普南十戒》的第一条就是“全心全意爱上帝”[21]。《真正的十戒》也说,“热爱上帝和你的荣誉胜过一切,因为上帝是一切真理、一切正义和一切活力的源泉”,[22]“一切权力来源于上帝”。[23]在卡蒂普南的其他文件和卡蒂普南领导人的讲话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这对于300多年来深受基督教影响、19世纪末绝大多数居民都已信奉基督教的菲律宾人来说,也是不难理解的:基督教的思想已成为菲律宾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传统。 (二)第一菲律宾共和国的思想和文化 第一菲律宾共和国时期的思想文化,总的来说,是继承了卡蒂普南传统。但两者也有不同之处,卡蒂普南的思想文化,具有强烈的针对性,直接服务于组织人民,推翻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而第一菲律宾共和国时期的思想文化,则具有建设和保卫共和国的意义。在菲律宾近现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第一共和国时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1.确定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在卡蒂普南的指导思想中,崇奉上帝一直作为一项基本的原则,在许多文件中被置于第一条。在第一菲律宾共和国成立之后,如何对待宗教问题,特别是把天主教置于何种地位,就成了一个必须确定的重大问题,也是马洛洛制宪会议争论得最为激烈的问题。由卡尔德隆起草的宪法草案第三章第三条条文,提出了“国家保护对罗马天主教的礼拜及其牧师,因为它是国教。”[24]国会议员戈麦斯也为以天主教为国教、实行政教合一辩护,他说“假使国家要接受宗教,那一定是菲律宾人民目前崇拜的宗教--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是最完善的宗教,而且是菲律宾人民与生俱来的宗教。”[25]但这一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一个星期的辩论,以天主教为国教案遭到否决。马洛洛宪法第三章《宗教》规定,“国家承认宗教信仰的自由和平等以及政教分离”,[26]确立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宗教平等和政教分离这3条重要的原则。这较之于卡蒂普南时期确定的“崇拜上帝”的原则,是前进了一大步,对菲律宾文化的发展,意义重大。 2.重视教育的发展。《马洛洛宪法》规定免费和义务的小学教育制度,允许任何人依照国家法令兴办学校。政府根据1898年10月19日的法令,在马洛洛创办了共和国的最高学府--菲律宾人文大学。大学校长由教授选出,而教授则由共和国总统任命。 3.活跃新闻事业,宣传革命思想。第一共和国时期,报刊趋于活跃。第一共和国的机关报是《革命先驱报》,后来改为《菲律宾先驱报》,最后改为《菲律宾官报》。由佩德罗·帕特尔特创办的《菲律宾共和国》则是一份有影响的私人报刊,其他地方上的革命报刊还有《自由报》、《革命报》、《人民之友报》、《新时代》、《联合报》、《人民报》等,大多创办于1891年。 第一菲律宾共和国的领导人重视宣传工作,要求“宣传机构力图提高富于斗争性的民族主义,唤起群众反对外国统治的意志,鼓励对菲律宾政府的绝对拥护和对阿吉纳尔多的绝对忠诚,并把这样一种信仰灌输给群众:只有菲律宾共和国才能最好地为菲律宾人谋幸福和利益”。革命政府曾把《真正的十戒》作为《菲律宾共和国宪法纲领》的序言予以公布。政府领导人抓住每一个机会,去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凡是菲律宾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以及民族英雄的纪念日,都举行群众性游行、悬挂国旗和演奏国歌。 4.以爱国主义为基调的文学。第一共和国时期,出现了3位著名的爱国主义作家。何塞·帕尔马(1876~1905)、费尔南多·马·格雷罗(1873~1931)和塞西略·阿波斯托尔。帕尔马以写作诗歌著称,他的名诗作《菲律宾》已成为菲律宾国歌的歌词。格雷罗多才多艺,在文学上是一位多面手,但主要是抒情诗人,诗作大多表达爱国主义,有名的诗篇有《我的国家》、《菲律宾的花朵》、《给菲律宾》等。在这些诗篇中,他称颂“菲律宾是个花园”、“是一首爱情的田园诗”、“是个希望的梦”。阿波斯托尔的诗作则富于激情,他最著名的诗《黎萨尔》被认为是“写给爱国者的韵文中最美丽的颂词”,诗中有一节已广为传颂: 在湮没的阴影中平静安息吧, 被奴役国家的救世主! 在墓穴的秘密里不要哭泣, 不要重视西班牙人短暂的胜利! 因为如果一颗子弹伤害了你的脑壳, 你的理想同样摧毁一个帝国。[27] 第一共和国时代较著名的作家,还有拉斐尔·帕尔马、德洛斯·桑托斯、唐伊萨贝洛·德洛斯·雷耶斯等。 5.爱国之声--音乐。西班牙从欧洲带来的音乐,本来是为宗教服务的,但它也为第一菲律宾共和国时期的音乐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爱国主义热情的高涨,革命的展开,菲律宾独立的宣布,使得人心振奋。这样的环境和气氛极大地刺激了音乐创作,著名的作曲家胡利安·费利佩(1861~1944)在1896年6月创作了《菲律宾国歌》的乐曲。这首优美、庄严的乐曲,在1896年6月12日菲律宾宣告独立时即奏响。3年后又由何塞·帕尔马为它谱写了优美的歌词《菲律宾》,至今仍是菲律宾国歌。胡利安·费利佩还作有多首革命歌曲,如献给甲米地十三烈士的《赞歌》,纪念革命牺牲者的《祈祷祭曲》。另一个伟大的音乐家胡利奥·纳克皮尔在1896年11月创作了一首卡蒂普南赞美歌《尊敬而贫困的他加禄地区》,他还作有献给菲律宾同盟成员的《帕希马克斯》,献给被暗杀的卢纳将军的葬礼曲《卡巴纳端》和吹号乐曲》号角之声》等。第一共和国时期最流行的歌曲是《巴利瓦格的何塞利南》,也称《革命的昆地曼》,是一位无名氏创作的。 注释: ①(菲)格雷戈里奥·卡·赛义德:《菲律宾共和国:历史、政府与文明》,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31页。 ②金应熙主编:《菲律宾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32页。 ③⑤[24][25][26][27][29](菲)格雷戈里奥·卡·赛迪:《菲律宾革命》,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42页,320-321页,320-321页,320-321页,333页,342-343页。 ④张锡镇:《黎萨尔的政治思想》,载《南亚东南亚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⑥陈尧光、姚群译《不许犯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 ⑦姚群译《起义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 ⑧凌彰译《黎萨尔诗选》,载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学作品选》(上),第647-652页。 ⑨周南京、梁英明选译,《近代亚洲史料选辑》(下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页。 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卡蒂普南的学说》,载周南京、梁英明选译《近代亚洲史料选辑》(下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7页,11页,11页,11页,7页,8页,7页,8页,50页,18-19页,51页,14页,50-51页,50-51页。 [28]《菲律宾》一诗的中译文,载沈红芳编著《菲律宾》,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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