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世界上最早形成的最发达的史学。不仅有丰富的文献史籍，而且有丰富的史学理论遗产，有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史学传统。
    注重纪录社会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典型人物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被称为“正史”的中国古代史籍的骨干《二十四史》，就是以人物传纪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纪传体史书不仅通过人物言行反映了社会演变和政事兴替，而且留下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许许多多志士仁人、英雄豪杰的生动形象，留下了许许多多正面和反面人物典型以及他们的经验教训。当然，产生於封建时代的“正史”总要囿於封建统治阶级的偏见和忌讳而有许多塗饰和歪曲，但中国历史上世世代代先进人物的业绩以及贯穿在他们实践中的道德精神，是历劫不衰的中华民族的精魂，是极为可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汉书·司马迁传讚》说：“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文直事核，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朴素的又是崇高的标准。虽然中国古代史著重视講求“春秋笔法”即褒贬大义的，但褒贬的基础是纪实考信。当然，在封建统治下基本上是唯心史观的史家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很难真正做到文直事核，但历代严肃的治史者和“评史者无不以这个标准要求自己，以秉直笔、撰信史作为史家的历史责任。”和重实录贵信史有关的，则是中国古代史学十分重视史料文献的积累整理。史籍中的《十通》系列和会要系列，都是大型的典章制度以及文化学术史料汇编。历代封建王朝设专人专职编写《实录》、《起居注》以及《东华录》等，也是为撰史准备史料素材；而历代许多学者也都致力於史料的搜集整理，编写了大量的笔记、野史，如《北梦琐言》、《涑水纪闻》、《钱塘遗事》等等，网罗佚事，考订制度，採录文献，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中国古代史学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学术活动。中国自古就在国家机关中设置史官（唐以后更设史馆），把修史作为治国安邦的政事的组成部分。司马迁提出《史记》宗旨是“述往事、思来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即从往事中考究成败兴坏的原由以思来者。荀悦的《汉纪》“有法式焉，有监戒焉”，“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懼败”，以为“有国之常训”。魏徵修《隋书》提出“取鉴於亡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司马光撰《通志》“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宋神宗因其“鉴於往事，有资於治道”而改《通志》之名为《资治通鉴》）。正如上一节所述，中国古代史家是十分重视史实史料的，纪实考信是史学的基础。但史学更重要的意义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把通过史事的始终探求盛衰的因果作为史学更高的目的。史学要重视而又不止於史事的纪录和史料的积累，更要发挥“资治”的功能。总之，以史为经世之训，以史为资治之鉴，通过史事稽考成败兴坏的规律，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古代史学受到统治者以及学者的重视，成为封建时代属类完备、内容集中、著述丰富的最发达的独立学科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所谓修史以资治，也就是修史直接为巩固当代统治服务，直接为封建政治服务。因此，古代史籍有着明显的阶级局限，为维护皇朝正统和封建秩序有许多塗饰、歪曲和忌讳，需要我们用阶级的观点和历史的态度分析、整理、批判；但同时也应看到，正是为了资治和经世，为了维护当代的统治，许多古代史籍还是用大量的史实反映了前朝的政事得失，接触到许多影响治乱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如从“资治”的角度提出统治者要任贤远佞、崇俭戒奢、纳谏迁善、信赏必罚，甚至也接触到要注意生民休戚、人心向背等有关“成败兴坏之纪”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封建统治的经验教训，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历史发展规律。
    孔子首先提出了“良史”及其标准的问题。司马迁在论《春秋》和述《史记》时更提出了治史的目的、方法、社会意义以及史家的修养态度等问题：“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历代史家学者虽然很少史学理论专著，但却在修史和评史的实践中丰富、发展着史学理论。如司马迁创始的通鉴体、袁枢创始的纪事本末体以及朱熹的通鉴纲目体，就是史书体裁、体例的重要发展；胡三省在《通鉴注》中提出“善觇国者不观一时之强弱，而观其治乱之大致”，“天下之势，但观人心向背何如耳”的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反映了古代许多史家共有的某种程度的科学态度和唯物观点。唐刘知几在他的史学专著中提出“史才、史学、史识”为治史、评史以及史家素质的标准。清章学诚更提出“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德、才、学、识”不仅包括对史料的占有、驾驭、鉴别和史学功能的认识，而且强调了史家的学术道德和历史责任。由“直书不隐”到“通史学、史识”，应该说中国古代系。值得我们发掘研究，在新古今之变”到“史德、史才、史学理论形成了自己的完整体的基础上继承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