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主张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同样是在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生产关系的调整而建立起共产主义的新乐园。不难发现，二者都洞悉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发展过程中的痛苦，但所缺乏的又都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208页。）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深层次了解，更缺乏对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这样的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不可能完全避免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痛苦，所能做到的，只能是减少“分娩”过程中的痛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跨越是不可能的。现在看来，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形态或许确实可以被跨越，但作为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至少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商品经济或曰市场经济这一生产力发展的载体，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跨越的。因而，无论民粹主义的主张，还是人民公社的实践，都重复了这样一个结论：即使抛开各种制约因素不谈，植根于农业社会的思想家，是难以把握工业文明的真谛的。因此，背离历史唯物主义而带有成见地看待资本主义的结果，是必然要遭受历史法则的惩罚的。
    第三，从理论源渊上说，两者的直接理论源渊都是空想社会主义。
    民粹主义的基本内涵就是将落后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制度和农民的思想理想化，这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主义的表现。人民公社的实质也是建立在半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带有浓厚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空想社会主义模式，其理论的立论前提是试图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依靠不断提高、扩大公有制这种对生产关系的一味调整，缩小商品生产和破除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来迅速达到建成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目的。正如薄一波同志指出的，毛泽东之所以看中人民公社的模式，同其青年时代的“新村”构想有着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又可能与其在青少年时代曾接受过的某些政治思想的影响有关。“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为了拯救中国，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博览群书，曾接受过多种政治学说的影响，包括欧美和日本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影响。”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到对康有为《大同书》的认识，他强调：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想法，过去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了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因此，薄一波同志认为，“从人民公社的模式中，也可以隐约看到他早年曾考虑过的‘新村’计议的某些轨迹。”（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772～773页。）
    同时，毛泽东同志的人民公社思想，“还可能有中国文化遗产中某些特殊材料的影响。”针对“吃饭不要钱”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就不止一次地联系到了东汉末年张陵创办的“五斗米道”。1958年12月10日，毛泽东批印的《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发给即将召开的武昌会议的与会各同志。毛泽东同志在批语中对“五斗米道”的某些纲领作了通俗的解释，指出，“义舍”就是“大路上的公共宿舍”，他搞的吃饭不要钱，就很象我们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在同年12月7日的另一条批语中，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张鲁传》中“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因此，我们“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775～776页。）从中我们的确不难发现，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思想，在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同时，更多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现。
    19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俄国农村有了一定的发展，剥削关系开始渗入公社内部，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农村公社已趋于解体。从前所定期进行的土地重新分配，次数也越来越少，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最终归于消灭。民粹主义的主张，恰恰是保留这种他们认为带有共产主义“天性”的制度，并在这一制度实行自治的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我们人民公社的特点是，包括土地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平均分配，并实行政社合一、高度计划、行政命令、一平二调的具体管理体制，而小型生产工具、房屋等也为单个家庭所私有，公共食堂中的吃饭不要钱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与俄国农村公社的共居共火实在没有本质的区别。无论我们的人民公社还是俄国的农村公社，又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基本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模式与民粹派主张的在农村公社中实行“自治”的观点，又有着惊人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