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构成复杂多样是近代天津消费方式多元化以及消费结构、消费观念变动的基础，也是近代天津中西餐厅林立，传统与近代、中国与西方消费方式融合和并存的前提。
    三是新兴中产阶级队伍壮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天津经济、文化事业快速发展，推动了新中产阶级的崛起，他们是倡导近代消费的中坚力量。开埠前中小商人、作坊主等可以被称为老中产阶级；开埠后买办、大学教师、医生、律师、工程师、企业管理人员、报纸期刊主编等专业人士及“白领”，是天津新中产阶级主要组成部分，这支队伍规模不断壮大。1922年《天津指南》所记录律师就达500多人，医院42家，报社23家，洋行林立，中外工厂众多。新中产阶级收入较丰，吃西餐、穿西装、用洋货，他们的消费行为还是上流社会和普通大众之间的桥梁，他们使得下层群众了解上层社会的奢华消费，有力推动了城市居民消费转型，在塑造近代消费模式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二）消费环境的日益优化
    消费环境包括消费的硬环境和软环境两部分。消费硬环境指消费的物质条件和基本设施，如商业网络、商品供给、交通设施等。消费软环境主要是指消费安全程度、市场秩序等。消费环境对居民消费质量提高、消费结构优化和消费观念改变都有重要影响。清末民初天津马路的修建、市内交通的改善，使消费硬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天津是中国使用电车最早的城市，自1904年开始通电至20世纪30年代，天津电车运行线路总长已约25千米，人力车自1882年引入天津很快在天津风行。英敛之、孙宝瑄出行既乘马车，也经常坐人力车，严复自己有马车，“买马车，三百十七两”[7](p.1486)。洋行林立，中外饭店、各大菜系、大小饭馆遍布天津城，餐饮供应品种多，居民消费选择空间大。加之，租界内社会治安、市场秩序相对稳定，上述因素使天津居民具有优越的饮食消费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和变动。
    （三）消费示范效应
    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还是一种社会行为，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居民消费不仅受收入的影响，而且受周围其他人消费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受高收入和社会地位较高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近代租界的洋人和买办的消费行为对城市居民消费变动产生重要影响。洋人将欧美的消费方式、消费观念等都带到租界，通过租界展示给中国人，加快了天津居民学习西方的步伐，在19世纪80年代，“紫竹林通商埠头，粤人处此者颇多。原广东通商最早，得洋气在先，类多效泰西所为。尝以纸卷烟叶，衔于口吸食之”[2](p.137)。
    三、居民饮食消费变动对天津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居民饮食消费内容和观念的巨变对天津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促进了餐饮业的繁荣和发展，而且推动了近代食品加工和娱乐业的变革。
    （一）近代天津餐饮业的发展
    清末民初，天津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人口剧增，餐饮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酒店、餐厅、酒楼、冷饮店、各种熟食店林立，全国各大菜系、小吃遍地开花，中西饮食文化日益交融。天津作为中国北方最为重要的口岸城市，餐饮业发展可以概述为两个方面。
    一是西餐业快速发展。天津早期的西式餐饮、服务业多集中于英租界，19世纪90年代前后，已有弥纳客店、施磨斯客店、兰士颠茶点店等西式餐饮、服务行业的出现[14](p.262)。19世纪末一批西餐店已经出现，到英敛之和朋友就已经经常到西餐店吃西餐，如1902年4月至1907年9月（他还有半年以上不在天津），英敛之和朋友去消费过可以确定为西餐馆就有10多家，如德义楼、福圣楼、利顺德饭店、品昇楼、寿亭、华泰饭店、美昌饭店、芙蓉馆、荣华、庆乐园等；此外孙宝瑄和严复日记提出名字的西餐厅有2处，即密慎德和裕中。到20世纪30年代据不完全统计，天津约有西餐馆38家，洋酒馆、咖啡馆、洋点心铺13家。民国时期天津的旅馆基本上都提供中西两餐，“旅馆宽宏设备完，食堂雅静附西餐”[15](p.515)。还出现一批兼卖中西两餐的小食堂，“宫灯华丽穗飘扬，小饮端宜小食堂”[15](p.481)。英先生日记中提到主要卖汽水、荷兰水、咖啡的商号已经有多家，如德义楼、聚丰号、日本馆、广同安、寿亭饭、吴铺、日本店等。1922年《天津指南》中记录经销中外烟酒、茶食、饮料等商店近百家。
    二是中餐业的繁荣。在英敛之先生日记提到他们和朋友去过的其他饭店和餐馆还有24家，即宁波饭馆、海兴园、聚兴成、天德、裕兴楼、复兴园等。20世纪20年代以后，天津餐饮业更加发达，除小饭馆、小吃店外，1922年《天津指南》中记录比较著名的酒店13家，另有酒馆菜饭店47家[16]。
    （二）近代食品加工业的发展
    因居民消费结构和观念的变动，推动近代天津机器面粉业、汽水、啤酒业及戏院、电影等娱乐业的兴起和发展。
    1.面粉业的发展
    开埠后，西方的饮食习俗逐渐进入天津，居民对面包、蛋糕和各种西式糕点消费需求不断扩大，如民国情人间常约会到起士林洋点心，“别时密订来朝约，座假中街起士林”[15](p.487)。加上天津餐饮业的繁荣以及各种食品工厂的兴起，推动了天津机器面粉工业产生并迅速发展。民国初年，天津面粉业已经与纺织业并驾齐驱，寿丰、福星、大丰、民丰等面粉厂，日生产能力都在4000包以上，是国内面粉工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2.汽水、啤酒等业的产生和发展
    由英敛之日记还可以看出清末民初西式饮料和酒类已经非常流行，有竹枝词描述，“白兰地酒胜葡萄，味美香宾价亦高。犹忆从前风俗朴，一壶黑小烫烧刀”[15](p.482)。适应居民消费需要，民国时期啤酒加工厂已经出现，天津明星啤酒公司曾在《大公报》上大做广告：“国货啤酒，商标马棋，中西医士，迭经化验，众口一词，卫生妙剂，功能杀菌，开胃健脾。”[17]
    汽水在天津租界受到不少消费者的喜爱，英先生就时常去喝汽水，喜爱汽水人日多，促使汽水业在天津兴起。1929年天津已有光明、鸿兴、万顺3家汽水厂，工人36人，每年出品在3.5万元以上[18](p.34)。1935年天津饮食品工业类工厂已有75个，占天津近代工业的6%强[19](p.9)。近代食品类加工业的发展不仅满足居民对食品消费需求，而且反过来推动了居民饮食结构的变动。
    3.奶牛养殖等业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天津居民饮用牛奶和食用冰淇淋人数增多，有竹枝词曰：“昨宵未预乘凉约，勿吃香蕉冰激凌。”[15](p.487)市场上对牛奶和奶制品消费需求的扩大推动了天津养奶牛业和奶食品业的兴起。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英敛之的三弟就在天津和朋友们合伙开牛奶房，接三弟信“现与逸帆、张殿臣合伙作牛奶房生理，每人入股300元”[3](p.287)。奶牛养殖和贩卖牛乳的店铺日增，为加强对乳类产品生产、贩卖的管理，天津市1936年出台了《天津市鼓励牛乳营业规则》，对天津畜牛产乳及贩卖牛乳店铺的卫生、检验、防止牛得传染病及得传染病怎样处理等都进行了具体规定[20](pp.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