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四以来《汉书》研究的得失
    五四以后是《汉书》研究的新时期。随着时代的发展，资产阶级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观相继传入，在中国史学界掀起极大波澜，中国的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纪元。《汉书》研究的着眼点已与前不同，学者们开始把史观、史意作为探索重点，这是个可喜的变化。然而由于《汉书》中包含着一些封建正统思想，而其蕴含在史著深处的进步思想，又因人们囿于传统成见而轻轻放过，致使《汉书》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对她的研究也随之冷落起来，迄今未能复兴。
    《汉书》的考订、校注工作在以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杨树达先生的《汉书窥管》把传统的治学功力与新的史学方法结合起来，在前人校勘、考订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书中对于王念孙校勘和王先谦补注之误的订正是最有价值之处。陈直的《汉书新证》引用居延、敦煌木简及汉代铜器陶器、封泥、货币、石刻等考古资料来考证《汉书》。不但在《汉书》研究方法上有创新意义，而且确实利用原始资料订正了《汉书》问世以来一些原文的和颜师古等注家训解上的错误。这两部书是五四以来史学方法改进后《汉书》考证的两部代表作。近年出版的吴恂《汉书注商》“对历来的《汉书》注解，釽析精义，尤其在训诂音韵方面，多所发明驳正”，（17）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在《汉书》整理利用方面，1940年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辑出版了《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为治《汉书》者提供了很大方便。解放后，中华书局在点校《汉书》同时，请魏连科同志编纂了《汉书人名索引》，近年又编纂出版了《汉书地名索引》，大为《汉书》使用者所欢迎。
    解放后进行的廿四史点校工作是古籍整理的浩大工程。《汉书》的点校工作由西北大学历史系的同志们承担。他们以王先谦补注本为工作底本，用北宋景祐本、毛氏汲古阁本、乾隆殿本和同治局本等两个系统的五种本子互校得失，择善而从，又吸取了前人研究成果，形成了《汉书》诸校本中最好的版本--中华书局点校本。这个本子虽然难免仍有漏校或讹误之处，但应该说《汉书》校勘问题在此基本得到解决，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这一阶段《汉书》各专题部分研究也取得了可喜进展。岑仲勉的《汉书西域传地理校译》，周正权的《汉书律历志补注》，黄大华的《汉志郡国沿革考》等都反映了《汉书》各专门部分研究的新成果。《汉书艺文志》仍是这段专题研究中的热门。在以前姚振宗等人工作的基础上，这时又有了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陈国庆的《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等著作问世。
    对于历代《汉书》研究，解放前张傧生先生作了清理工作。他的《汉书著述源流考》（18）列举了以往《汉书》研究的著述，为人们考察《汉书》的流传及研究情况提供了较完备的材料。近年又有周洪才同志编成《汉书研究书录》，搜罗当较张先生完备，惜未见其文，不好妄加评论。此外，郑鹤声所作《班固年谱》，史料钩稽比较完整，也为人们研究《汉书》及作者提供了方便。
    五四以后较早对《汉书》进行系统评论的著作，当首推李景星的《汉书评议》和刘咸炘的《汉书知意》。他们使用的虽然还是传统治学方式，但着眼点已侧重于对史意的推求上，他们分析问题也较前人深入了很多。《汉书评议》于探求作者旨意，考订原文错误之外，又着重把《汉书》与《史记》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两书篇章结构、文字表述及思想观点之异同，阐发甚多，现在仍是治《汉书》者重要参考书之一。刘咸炘的《汉书知意》在解放前《汉书》评论诸作中可称佼佼者。他在《汉书知意·序论》中对《汉书》研究作了总结：“史家并称迁固，以其创纪传之格，通古断代义法皆精也。六朝《汉书》之学盛于《太史公书》，然徒传诂训，不及大义。宋人好读《汉书》，则又以其载事详赡，资策论引据，及多词章华藻而已。马书众知其断制，货殖游侠，论议恢奇，封禅平准，刺讥显著，故学者多知求其旨意。独治班书者，徒知摘词论事，考据家考订详密，亦只古事古言，鲜推义法。一言体例，则群持后人褒贬之论以概之，马迁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竟罕其人。”他所指出的《汉书》研究之失是很准确的。有感于此，《汉书知意》则“但论义例，不及文词，旨本会稽（章学诚），体异桐城（姚鼐）。”（19）其立意不但较之考订诸家高出一筹，而且与评点诸作也不可同日而语。刘咸炘采取逐篇评说的形式，辨正了一些对《汉书》的传统误解。对于班固盗窃父书、抄袭《史记》、好采文章、不为项羽立纪及“论国体则饰主阙……”等问题都作出较为明晰的说明，清洗了很多蒙在《汉书》上的尘垢。对《汉书》各篇宗旨及内在的微言大义，他揣摩得也有一定深度。在评张骞、李广利传时，他说：“废李广而用卫、霍，名将多徼幸矣，废仲舒而爱相如，儒衰而词赋进矣，公孙、儿进而儒伪，张、杜用而法密，侈心成于张、李、而武帝亦惫矣。合观李、苏以下七传，武帝一朝事势备矣。编次之意与西域传赞实相为经纬也。”（20）这对班固来说，可谓千古知音了。《汉书知意》的缺点：一是史观较旧，评价标准沿袭了封建社会的价值观。二是逐篇评断，缺乏融汇贯通和总体把握。
    解放后的《汉书》评论工作，在指导思想上有了根本改变，评价基本上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的，这对《汉书》研究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遗憾的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与运用尚有差距，由于长期以来左的干扰，也由于《汉书》中“纬六经缀道纲”等封建正统史观的外在表露，于是在对其研究明显不足的情况下，《汉书》被作为封建史学的典型标本而受到批判与贬抑。《汉书》的地位降到了问世以来的最低点，与对《史记》的推崇形成了鲜明对照。建国以来《史记》研究的专著出了几十部，论文几百篇，而《汉书》研究的专著不过寥寥几本，论文也只是四十多篇。这对《汉书》是很不公正的。在中国史学史上，史、汉各有所长，扬班抑马与扬马抑班同样是错误的。近几年，随着实事求是作风的复归，《汉书》研究开始有了新的起色，但由涓涓细流到澎湃江河，还需要学者专家们大力推波助澜。
    五十年代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中对班固思想的分析在当时很有代表性。侯先生认为《汉书》中神学思想和封建正统观念占主要地位，人文主义思想也有所反映，所以班固的思想是以折衷主义为特色的。书中关于家世对班固思想影响的分析，细致中肯，很有价值。文大前有关《汉书》诸作中，本师白寿彝先生的《司马迁和班固》（21）影响最大。白先生运用唯物史观与丰富史料相结合的方法，对《史记》、《汉书》作了比较研究。指出了《汉书》思想的内在矛盾和折衷主义色彩。同时又充分肯定了《汉书》在编写技术及论述国家职能、提供历史知识方面的成就。文中所论十志的博洽，开创了《汉书》专题研究的新规模。此时较有价值的文章还有冉昭德先生的《班固与汉书》，（22）文章肯定了《汉书》的编撰成就，较中肯地论述了《汉书》历史观点中的进步因素，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很难得的。此时还有几篇受左的思潮影响较大的文章，现在看来没有多大价值。
    粉粹四人帮后，《汉书》研究状况有了好转。安作璋先生于1979年写出《班固与汉书》一书，对《汉书》和她的作者作了系统评述。这本书以传播知识为主，具有一定学术性，对《汉书》历史地位的评价，较文大前诸作有很大提高。1984年出版的徐朔方先生《史汉论稿》在《汉书》评价方面有很大前进。这本书“把《史记》、《汉书》内容重叠或其它宜于对比的部分，一无遗漏地分析探究他们的异同所在及其由来，”（23）在认真比较研究基础上，于细微处时有卓见。往往能准确指出《汉书》在历史记述、历史观点上高于《史记》之处。《汉书·游侠传》是人们抨击的众矢之的，本书却说：“《汉书·游侠传》小序，封建主义思想体系比《史记》严密，司马迁原有的一些不轨的语言被洗刷了，但是另外一面它却或多或少地纠正了《史记》的非历史主义倾向。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它对侠者进行了考察。这是《汉书》青出于蓝的关键所在。”（24）看法平实，不抱成见，使他对《汉书》作出了较为公正的评价。本书的缺点是受体例限制，没有对《汉书》作进一步的综合研究，宏观把握不够。1987年出版的王锦贵先生《汉书与后汉书》，对《汉书》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贡献论述较为充分，很有价值。此外，近年出版的各种中国史学史及思想史著作中，也对《汉书》有所评述，但多语焉不详，且调子较低。
    几年来《汉书》研究的文章虽然恨少，但在观点上已有了相当改进。杨济东的《论班固主进化、重时命、反神学的进步思想》（《晋阳学刊》86年1期）、《班固的爱国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86年1期）、 刘隆有的《试论汉书的学术成就》（《天津师大学报》87年5期）、彭曦的《试为汉书五行志拭尘》（《天津师大学报》84年4期）、朱榴明的《略论班固对司马迁思想的批评》（《人文杂志》85年4期），都已经把目光转向了对班固历史思想的分析上， 而且从不同侧面对其思想的进步因素作了肯定。
    近年《汉书》研究中比较有份量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陈其泰先生的《汉书历史地位再评价》（《史学史研究》88年1期），一篇是沈重、李孔怀二同志合写的《论汉书王莽传》（《中国史研究》86年1期）。 《论汉书王莽传》通过对《王莽传》的深入分析，从班固对王莽以至古代帝王禅让真相的揭露；班固对谶纬符命的讽刺与批判；班固对王莽复古改制失败的记录三个方面揭示了班固历史见解之卓绝，并肯定了其史观的历史进步性。通过对《汉书》个别篇章的典型分析，深入发掘其中蕴含的进步思想，这是把《汉书》研究引向深入的一个良好开端。人们衷心期望这类作品多多出现。《汉书历史地位再评价》一文，则先从东汉初社会思想入手，将《汉书》与同时代的《论衡》作比较，指出其思想进步性；又通过《汉书》对《史记》继承发展的分析，揭示《汉书》在史学上的创新，以及书中在历史考察中体现的实录精神、唯物主义因素、人民性等；最后从《汉书》成书后历代学者“共行钻仰”的事实中，肯定了《汉书》在史学上的作用与地位。这篇文章在为《汉书》正名诸作中可谓大张旗鼓，可视作为《汉书》恢复地位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