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席卷全国的高潮，前后持续达1/4世纪以上，前后共约有1800万左右的城镇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安家落户”，超过当时全国城镇总人口的10%。这场堪称旷日持久且声势浩大的运动不仅改变了一代知识青年的人生道路，牵动了亿万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对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巨大而直接的影响。尽管这一“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早已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趋于沉寂，但它留下的历史震荡还没有完全消失”，（注：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史·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而总结这一运动本身的历史教训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也将是有意义的。
    一、当代中国的“逆城市化”运动
    城市化（Urbanization）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其基本涵义是指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的历史进程。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伴随着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劳动力必然会不断地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转向非农产业，并逐渐向城镇集中。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城市化”。就城市化的根本动力而言，它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即一方面，城市工业及其它行业的发展可以提供劳动力转移所需的就业岗位，而其进一步发展本身也需要不断补充和大量吸收新的劳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现代化技术的普遍采用，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每个农业劳动力可耕种更多的土地和提供更多的农产品，其结果就使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产生，并为他们流向城市工业和其它生产、服务部门创造条件。这是一个相互联系和互为前提的辩证统一过程，并为世界其它国家的发展所证明。但中国20世纪中后期的城市化进程却表现出了大致与之相背离的“逆城市化”特点，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发端于50年代，并持续1/4个世纪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
    自50年代初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1954年至1957年，是上山下乡运动由探索而逐步规范化的阶段，其特点是规模比较小而且时断时续，从动员的对象看则主要是家在农村而本人在城镇就读的中小学毕业生，即后来人们习称的“回乡知识青年”。
    自新中国建立起，由旧社会遗留的城市失业问题就相当严重。1949年，城镇失业率高达23.6%。此后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卓有成效地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至1952年失业率已降为13.2%。（注：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编《中国社会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但迅速发展的城市工业还不具备将逐年新增毕业青年及其他社会闲置劳动力全部吸纳的能力，而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系列失误更助长了失业现象的增多。与此同时，在全国广泛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需要大批管理人员及会计等办事人员。于是，鼓励有文化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在当时便有了双方面的合理性。在这一背景下，党和政府逐渐明确了把城市中的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引导向农村从事生产劳动的思路，并试图把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及偏远山区的事业结合起来，从而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就业途径。据1957年9月11日《光明日报》载称，全国已有近200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但据刘小萌《中国知青史》的统计，其中大部分是家居农村的毕业生，而城市知青为数寥寥，仅有约1.5万人。（注：参见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由此起步。
    （二）1961年至1966年，是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大规模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阶段，其特点是运动的工作重点转向以城镇知识青年为主，而且运动的领导组织工作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
    1957年下半年，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急剧发展，国家基本建设规模盲目扩大，并由此造成了社会劳动力普遍“不足”的假象，在此之前出现的城市青年就业与升学压力突然变得不再成为问题。其结果则使一度大张旗鼓宣传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很快转入沉寂。进入60年代，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党和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压缩城镇人口、减少城镇数量的措施，并导致城市人口就业途径变得空前狭窄，一度发展失控的教育部门也转入精简调整，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事再次被提上日程。从1962年起，党和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开展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央成立了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各中央局、各省、市、地、自治区和有任务的专区、县随后相继组成由一名主要领导负责的专门领导小组。这些部门根据各地情况制定出下放计划与接收计划上报中央，然后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出详细的全国性安置计划并计算出所需经费，再将动员人数及经费层层落实到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城市中的教育局、学校、街道。由于运动的领导组织工作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其规模也渐趋扩大。据统计，1962年至1966年，全国共有129万多城镇知青奔赴农村和边疆，加上为数众多的回乡知青，总数约为1000万人。（注：参见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7页。）较之前一阶段，规模有了明显扩大。
    （三）1967年至1976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阶段，其特点是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并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具有了较多的强制性质。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8年，各地学校基本停课，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不招工。这三年的城镇高、初中毕业生累计约400余万人，上山下乡遂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唯一可行的“就业”途径。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全国很快出现了一个大规模上山下乡的热潮。由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基本成为贯穿“文革”十年间的一项制度。十年间，全国约有1400余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意味着在此期间共有1/10以上的城镇人口在这种形式下被送往农村。
    （四）1976年至197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的最后阶段，其特点是上山下乡运动在惯性作用下持续但数量却逐年锐减，并与席卷全国的知青“返城风”相伴随。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预示着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由此所引发的社会政治、经济诸领域的巨大变化则对积弊丛生的上山下乡运动以沉重一击。在此后三年多的时间内，尽管这一运动仍然在惯性中继续维持着，但却失去了进一步前进的动力。从1977年起，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数量逐年锐减，即由当年的171万余人减少到1978年的48万，再减至1979年的24万。（注：国务院知青办编印《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62-1979年）1981年铅印本，第2页。）与此同时，席卷全国的“返城风”勃然兴起，全国约有700余万下乡知识青年借此实现了返城的愿望。至1980年，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明确指示停止城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这场旷日持久且声势浩大的运动终于结束。
    在上山下乡运动持续的20余年间，全国共有约近1800万城镇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农村，而1978年，全国的城镇总人口（连同居住在城镇的农村户口住户计算在内）为17245万，城市化率为17.9%。这一数字低于1959年18.4%的城市化率，也低于1961年19.7%的城市化水平，而大致与1966年持平。（注：参见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3页。）也就是说，在从1959-1978年的20年间，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非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由此反观世界其他国家，从1950年至1980年的30年间，世界城市化率由约29%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7%上升到30.5%，而先进工业化国家则由52.5%上升至70%以上。（注：吴良镛《城乡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许涤新《当代中国人口》，第295页。）可见，正是在上山下乡运动持续发展的20年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由与发展中国家大致相当而变为大大落后。假若近1800万城镇下乡知青及“大跃进”和“文革”初期的约2000多万被迁移的城镇人口继续留在城镇，再加上20年间的自然增长，其总数将超过5000万，那么1980年的中国城市化率将至少上升5个百分点，中国与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也将大大拉近。但历史是不能够假设的，它所需要的是理智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