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经济上看，汉族在过去的4000年里，以其勤劳和忍耐性，并用固有的耕作技术，在开发东北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现在的东北，人口过剩或处在饱和状态，汉族从经济上带来的利益，远不及过去。加之最近的汉族大部分是穷民，并非为东北经济界所欢迎。例如，关内汉民出关时所持金较少，但入关时的收得金往往有出关时所持金的几倍或几十倍。这就会给东北带来莫大的经济损失。[10]
    其次，从政治上看，如果对伪满洲国抱有不满情绪的汉族流入东北，那么在东北很难维持政治秩序。例如，汉族对伪满洲国“理解”不太够，很难理解新国家的意义。此外，担负破坏国民精神和新国家任务、使命的危险分子，混进东北甚易，却很难控制。再则，若生活程度和文化程度尚处在低位的汉族大量迁入，不仅阻碍先住国民生活水准的向上，还会使新移住者对生活感到绝望，很可能成为政治上的扰乱者。
    再次，从社会上看，汉族移民的男女比率悬殊，会导致东北人口男女比率不均衡状态的激化。另外缺乏卫生观念的汉族移民流入，会引起各种疾病的发生。并且，他们是缺乏社会教育的贫穷移民，会阻碍东北住民的道德向上和文化的发展。
    最后，从给日朝移民的影响上看，汉族的移入不仅使日朝移民的移住地变窄，还会带来许多恶劣影响。即如果放任汉族移入，因降低了东北住民的文化和生活水准，会影响生活水准更高的日朝移民的迁入。由于汉民的迁入而发生的疾病灾害，会传染给比他们体质更弱的日朝移民。此外，以乡土团体和血缘团体为经济生活基础的汉民社会，比起日朝移民的生活形态，其义理观念更为坚固，这会导致汉民和日朝移民间的民族矛盾[10]。
    日帝由于上述的理由，不许对伪满洲国的成立抱有绝对反感的汉族流入东北。然而，日帝也非常清楚，无论从地理上、历史上或现实上考虑，把关内和东北相分开，割断其联系，是非常愚蠢的，因此采取了不完全拒绝的态度。单纯从现实意义上讲，如果绝对拒绝关内汉族迁入东北，会招来不堪设想的社会后果。关内汉族迁入东北，主要是为了摆脱由天灾和战祸引起的饥饿和危险状态。而当时的东北，是在中国北部地区中尚属较安全的地区。如果绝对地拒绝他们迁入东北，不仅是人道问题，更违背东北3000万中国人的意愿，也会引起中国关内人民的强烈的反感，这将最后导致“新国家”赖以存在的社会和政治基础的动摇。因此，日帝对关内汉族的迁入，既不能放任，又不能绝对拒绝。日帝最后还是采取了限制移住的政策。
    日帝限制关内汉族的迁入，有两种方法。第一是限制每年迁入的移民数，第二是限制移民资格。即政治搅乱者，肉体上或精神上有缺陷者，极端贫穷者，没有确实身份保障者等，均属拒绝迁入的范畴。
    四、东北移民结构比例的变化
    如上所述，“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帝对中朝日三民族所推行的不同的移民政策，使东北民族移民比例发生了变化。日帝在大力推行日本人满洲农业移民的同时，对朝鲜人和汉族则分别采取“放任”和“限制”政策，为改变东北人口的民族比例迈出了一步。
    1932年至1936年的移民实验阶段，日本拓务省分五次组织和派遣了满洲农业移民。第一次开拓民是由日本十一个县组织的佳木斯屯垦第一大队，主要以在乡军人（即退伍军人）组成。 这批移民有493 户， 于1932年10月13日入植属北满地区的三江省桦川县永丰镇。第二次开拓民是由494户组成的佳木斯屯垦第二大队，于1933年7月入植三江省依兰县七虎力。第三次开拓民是由298户组成，于1934年10 月入植滨江省绥棱县北大沟。上述三次开拓民，又称之为武装移民，其资格必须是在乡军人，或在西日本五个训练所受过训练的日本人。他们从敦贺港出发，在清津上陆，再改乘火车，经图们、蛟河等地，进入滨北线，在克音河站下车，到预定地入植[11]（1940，P57—58）。第四次开拓民共由500户组成。其中300户作为先遣队，于1935年5月入植牡丹江省密山县城子河。翌年3月，其余200户入植哈达河。第五次开拓民共1000户，从1936年3月开始先后入植于牡丹江省密山县永安屯（300户）、 朝阳屯（300户）、黑台（200户）、信浓村（200户）。
    日本拓务省至1936年共派出五次农业移民，总户数有2785户。这一时期的日本移民是带有实验性的，即为以后的大批移民试探其可能性和确实性。因为“九·一八”事变以前，日帝也曾尝试过农业移民，但均归失败。 第一次是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组织的在乡军人开拓民。 满铁自1914年至1917年，从其守备队退伍军人中收容34户定住满铁附属地之内经营农业。并为他们提供了各种有利的条件。但是他们未能适应东北地区特殊的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大部分回到了日本。第二次是由关东厅推行的爱川村开拓民。1915年关东厅为了在锦州附近经营水田，收容15户日本农家，并为他们提供了土地和各种农具。但是这次移民也未能适应当地的经济条件，最后只剩下一户。第三次是由大连农事株式会社组织的开拓民。该会社从1915年开始三年内收容72户。但是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最后也归于失败。
    从“九·一八”事变以前的这三次失败中，日本拓务省也注意到，中国东北地区不同于日本，气候寒冷，风俗繁杂，日本人不易在此定居。“九·一八”事变后，日帝所推行的实验移民，就是吸取这些教训而采取的一种措施。这五次实验移民中，日帝认为，尽管出现了土龙山事件等不愉快事件，但总体上讲还是取得了成功，故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二十个年百万户开拓民计划”。日帝对朝鲜人移民尽管采取“放任”不节制政策，但事与愿违，更助长了朝鲜人渡满的浪潮。其迁入的规模、速度大大超过了“九·一八”事变以前。1932年至1936年朝鲜人渡满的人数平均每年达到了5.6万[12]（1936，P311）。例如仅1935 年一年迁入东北的人数就突破了10万人，这甚至达到了“九·一八”事变以前一年迁入的4倍以上[12]（P359）。据日本大使馆的调查， “九·一八”事变前后各三年东北朝鲜族增加的趋势是，1927年末东北朝鲜族的总数为558280人，到1930年末则增至607119 人。 这三年间平均增加数为16279人。但是，“九·一八”事变以后， 朝鲜人渡满人数有了大幅度提高。1933年末东北朝鲜族人数为673794人，但到1936年则增至888181人，三年内朝鲜族人数增加了214387人，三年内平均每年增加了 71462人[14]（P276）。换言之，“九·一八”事变以后，这三年之内增加的人数，比事变以前的三年平均每年增加55183人。然而， 这仅仅是日方正式统计的数字，并不包括散居在山间僻地游移的朝鲜人。其实，这一部分人数比正式统计有过之而无不及。相比之下，同一时期汉族迁入东北的人数明显减少。日伪为按上述的条件限制关内汉民的迁入，首先在东北设移民总局和分局，制定移民法，严格把关和统制关内汉民的流入。为便于检查，移民局设置于处在入满交通要道的大连、营口、安东（现为丹东）、山海关、珲春、龙井村等地。并把这些移民局作为入满基地，检查和处理移民证和护照，征收保证金，检疫，遣送资格不备者等事宜。由于入满条件刻薄，路途关卡多，关内汉民比“九·一八”事变以前入满人数减少了许多。例如，“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三年，关内汉族入满人数1928年为1074467人，1929年1046291人，1930年748213人。但事变爆发后头三年汉族迁入人数骤减，即1931年为467403人，1932年为414034人，1933年618962人[11]（P276）。
    从上述的“九·一八”事变后中朝日三个民族迁入东北的比较中可以看到，由于日帝采取了不同的移民政策，三个民族的移民结构发生了变化。即朝日两民族移入东北处在上升的趋势，而关内汉族则处在减少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