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指出，张荫麟对黑格尔的攻击同他接受现代西方思潮的影响相关。背判黑格尔、非黑格尔化是20世纪西方思潮的特点，对张荫麟曾发生深刻影响的英国哲学家摩尔在这方面就有开启之“功”（23）。张荫麟对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是从历史经验出发，而不是从他同样精熟的哲学概念出发的，所以他在讨论历史领域的目的论时，毫不涉及哲学领域的典型目的论者如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等人。由于他把黑格尔视为目的史观的典型，因此目的史观的其他形式，如神学史观，即被认为无讨论之价值。实则将黑格尔一般地视为目的史观多少有些牵强。黑格尔是思辩的历史哲学，只是就他把世界历史看作绝对精神的展开和实现来说，就他把世界历史看作“上帝计划的见诸实行”来说，他才是目的论者。不过，或许在20世纪的思想家们看来，凡是思辩形式的理论学说无一不是目的论的。我们发现，张荫麟对黑格尔的批判完全是形而上学式的全盘否定。我们曾诧异，张氏的欲融文史哲于一家原本很接近克罗齐，何以他却不曾提及这位新黑格尔主义者？其原因大概已暗含在张氏彻底的反黑格尔主义的态度中了。张荫麟在许多方面确实击中了黑格尔的要害，同时也抛弃了黑格尔历史观中关于过程、运动、变化、转变、发展及其内在联系的合理思想。就他对黑格尔的彻底反对说，张荫麟的所谓历史哲学是反历史哲学的。
    因为张荫麟否定了历史必然性与规律性思想，所以他在《传统历史哲学之总清算》中不承认历史进步，并表现出对循环史观的深厚偏爱：“吾人若以循环之观念为导引以考察人类史，则每可得惊人之发现。此则吾所确信不疑者”。他所谓“惊人发现”之一就是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所谓的：“我国文学史上有两种思潮之交互循环”，即“诗言志”与“文以载道”两大观念的循环。实则，张氏所论根本站不住脚。他单凭唐代全盛时并不“有以愈于”汉代这一点，就否定了“螺旋式之进步说”；单凭明代我国传统数学的衰落这一点就否定了“知识内容之继续进步”说……，亦即他检验理论时遵循了证伪原则（任一条事实与理论不合则理论即为伪）。我们以他的思维原则看他在这里的论证，则他只有陷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自我冲突之中。难道载道之时即无言志之人吗？“默证”之镜亦堪自鉴。宋元时盛行的立天元术至明放绝，只能说明此数学方法因落后遭淘汰，不能说明知识无进步。夏失夷得，礼失求野，故西算取代天元之术，正是知识进步。言志载道，也不是文学史上的两派，更无从证明循环史观的正确，周氏之论，当时即遭批评（24）。
    循环史观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相对立，这也使张氏把辩证史观摆在他的对立面。他先把辩证法庸俗化为黑格尔的正反合三段论，由此出发全盘否定辩证法。然后他混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本质区别，将其看作“一物二名”或“同一方法之异用”。最后他把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等同于庸俗进化论，似乎恩格斯照抄了摩尔根，而郭沫若又照抄了恩格斯，皆是“一条鞭式的社会演化论”，他则要“不避打死老虎之嫌”将其予以“察验”，结论是唯物史观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皆难成立”。凡此种种，全是张氏的历史局限。
    总括地看，张氏具有多方面的修养，除历史外，在哲学、文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翻译等方面都有相当涉及，其涵盖面广，概括性强，识见高明，富于现代批判精神，显得规模宏远、约博双精。熊十力曾抱怨“今之言哲学者，或忽视史学；业史者，或诋哲学以玄虚”，而张氏却能将二者结合起来，“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25），真可谓是十八般武艺，样样能要。所以谢幼伟说他的专门学科至少有四门：史学、国学、哲学、社会学，“对于这些科目，张君的成就都可和任何一门的专家相抗衡”。他的优势就在于这许许多多方面的综合上，融汇相济；古人才、学、识、德熔于一炉的理想与近代人文方法、批判认识力的结合，在他身上得到了真正体现。
    （三）
    1933年，时年28岁，张荫麟由美返国，尔后至1937年七七事变，一直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讲中国学术史与宋史等课程。是为张氏治学道路的第三阶段--任教清华时期，也是他一生中生活最为富裕安定的时期。他喜欢高谈阔论，广收书籍，深入玄思，喜读哲学书。为人心胸开阔，知心朋友遍及学林。治学重心则由科技史转而为通史与古史。
    1935年，张荫麟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由傅斯年推荐，主编高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是为后来他的代表作《中国史纲》（上古篇，止于东汉开国）。他所编撰此书步骤为先拟定纲目，始于殷商，析四千年史事为数十专题，由他组织专家共同编写。汉以前亲自执笔，唐以后计划由吴晗负责，千家驹写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王芸生写中日战争。各人成稿最后由他综合融会划一。这一计划最后并未完全实现，至1940年2月只完成他自己执笔的东汉以前部分，1941年3月由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
    《中国史纲》是张荫麟的一部力作，曾获得很高声誉。他在《自序》中说：“在这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份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他为此书树立了新异性、实效性、文化价值性、训诲功用性、现状渊源性五条笔削标准，又用几个范畴予以统贯，“融会前人研究结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说故事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载录亦力求节省；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使读者在优美的行文中，浏览古代社会的大略”，目的在于可读，以至陈梦家认为此书是历史教科书中最好的一本“创作”（26）。国外学者对此书亦评价甚高（27）。
    在这期间的有关文章中，张荫麟热情地称颂鲁迅“可以算得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他批评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下册，抉出明末李日华《紫桃轩杂缀》的记载，指出理气说之最早阐发者为东汉人张遐。平易之中露出他的博学来。为揭明曾国藩的真相，于杭州旧书肆购得佚名《水窗春呓》二卷，特标出表彰。在《关于“历史学家的当前责任”》一文中，认为“改良历史课本乃改良历史教育的先决问题”。所作学术论文大多集中于古史、宋史、甲午海战诸方面。他曾牵合近代史事，考释龚自珍的《汉朝儒生行》一诗，并与陈寅恪展开讨论，与陈氏成为至交好友。同陈寅恪相比，张荫麟的意识中显然更多现代思想。陈氏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28）；其理想在乎“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29）。这同张氏的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如何相比呢？
    对于社会批评与政治批判，张荫麟一向抱有很大热情。在《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中，他说：“时贤喜欢作中西文化的比较。我想再没有两宗具体的事情可以更简约地例示中西文化的差别的了”；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三讳主义以及大家庭制是阻碍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他讨论了法律裁决和道德判断的关系，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当以法律代替道德。“为什么一个滥杀无辜的省政府主席可以千劾万劾而安然无事？因为他是‘尊’，也许加上‘贤’。为什么一个包烟土被正式发觉的人可以安然做大官？因为他是‘贤’。为什么一个失土的逃将不能惩罚？因为惩罚他便间接直接牵涉到许多尊、亲而又‘贤’的人”。这是对国民党政权的愤怒批判。他说：“三讳主义是法律的尊严的摧毁者，所以在今日中国生存的斗争中第一需要的心理改革是打倒三讳主义！我们今日所需要的口号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而是‘法律高于一切’！便是党权高于一切的大前提也在党的法律高于一切。不然，党权靠什么去维持？”他进一步认为：“父权中心或家族中心的道德，是无益而有损于国族的团结。中国生存斗争当中，我们应当赶快舍弃家族中心的道德而代以国族中心的道德”。但张氏提出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心理改造”，而绝口不提革命（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