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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爆发前后苏联欧洲政策的变化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 万柏连 参加讨论

1938~1939年的欧洲,战争风云日渐浓密,外交局势扑朔迷离。法西斯德国侵略扩张活动步步加剧,英法两国“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苏联的国际处境极为严峻:西面面临德国的进攻威胁,东面有日本在伺机北进,大有遭受两面夹击的危险。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苏联为避免被首先推入战争漩涡,特别是为避免东西两面同时对德、日作战的危险,不得不审时度势,调整自己的欧洲政策,以便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本文拟就欧战爆发前后苏联欧洲政策变化的情况作扼要论述。
    一、苏联30年代中期的欧洲政策
    30年代中期,苏联的基本欧洲政策,是致力于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力争用欧洲国家的集体力量,遏制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扩张,维护欧洲的集体安全与和平。
    1933年1月,希特勒非法夺取了德国政权,建立了法西斯专政。 上台伊始,他就宣称自己的对外政策纲领是夺取“东方的新的生存空间及其无情的日耳曼化”。(注:〔苏〕《历史问题》杂志,1980年第3期,第5 页。)为此,在内政方面,他立即着手“铸造神剑”,疯狂扩军备战;在外交方面,他宣称要砸碎“凡尔赛和约”的枷锁,实现同英法等国的“军备平等”。1933年10月中旬,希特勒因要求将德国陆军从10万人扩充到30万人未得到满足,而断然宣布退出国际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与此同时,希特勒又把苏联视为不共戴天的死敌,发誓要“消灭苏联”、“铲除世界共产主义”。
    面对希特勒的战争歇斯底里和反苏反共叫嚣,苏联敏锐地觉察到国际局势发展的严重性。考虑到当时英法美等西方民主国家同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的某些区别,苏联确认同它们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共同遏制法西斯侵略,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特别是维护欧洲集体安全的可取途径。于是,苏联于1933年12月12~19日研究并拟订了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明确提出“在国际联盟范围内缔结一个共同防御德国侵略的区域性共同防卫协定”,建议由苏联、法国、比利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芬兰等国参加。(注:《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16卷,莫斯科1970年俄文版,第876~877页。)
    苏联的建议,得到法国“联苏制德”派的积极响应。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图1934年春巡访东欧诸国后,认为最好是在苏联建议的基础上,缔结一个“东方公约”,吸纳德国参加,以与西方的“罗迦诺公约”(1925年缔结)相呼应,用公约的形式来约束德国。同年5~6月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同巴图反复磋商后达成协议,于6月27 日拟订了“东方公约草案”。公约规定:缔约国中一国遭到侵略时,其他缔约国立即给予军事援助。这个公约很快得到捷、爱、拉、立等国支持。
    英国没被列入“东方公约”参加国名单,但它是“罗迦诺公约”的“保证国”,法国必须得到它的支持。为此,巴图于1934年7月9~10日专程访问伦敦。但英国政府对“东方公约”态度冷淡,虽然当着巴图的面勉强表示支持,但仅过几天,即7月13日, 外交大臣西蒙就在下议院宣布“英国政府决不参加任何包围德国的企图。”(注:〔苏〕鲍爵姆金:《世界外交史》第5分册,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第89页。)不久后,德国和波兰亦宣布拒绝参加“东方公约”,纳粹德国还指使法西斯暴徒于1934年10月9日暗杀了巴图。巴图遇刺身亡, 无疑是对拟议中的“东方公约”的沉重打击,继他之后担任外长的赖伐尔,上任不久,就逐步改变对德强硬的外交路线,拟议中的“东方公约”亦随之流产了。
    尽管如此,苏联仍未放弃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努力。为了能从东西两面钳制德国,遏制其侵略扩张,于1935年5月2日和16日,先后同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缔结了“法苏互助条约”和“捷苏互助条约”。两个条约均规定:当缔约国“成为欧洲国家未经挑衅的侵略对象时”,缔约双方“彼此应立即给予支援和协助”。(注:《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2、39页。)苏联对这两个条约寄予期望,期望它们能成为继续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基础。
    1937年,希特勒德国已基本确立了军事、经济强国的地位;外交上,又与日本、意大利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结成了法西斯侵略集团,确立了发动侵略战争的“世界大三角”的战略格局。于是,希特勒便着手准备夺取“新的生存空间”了。1937年11月5日, 他召集德国军政要人举行战略会议,提出发动世界大战的战略计划:首先夺取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中欧战略要地,并准备认真对付两个仇敌--英国和法国;然后征服欧洲大陆;最后伙同日、意向海外扩张,征服并称霸世界。随后,他便迅速制定了吞并奥地利的“奥托计划”和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1938年3月12日,德国出兵占领了奥地利, 接着又准备侵吞捷克的苏台德地区。
    针对德国的侵略行动,苏联于1938年3月17 日发表声明指出:德国在中欧的暴力行动“将危及全部欧洲国家”,“出现了发展成为新的国际冲突的危险”,并向英、法等国表示:“苏联政府准备参加由苏联参与决定的、旨在制止侵略的进一步发展和消除业已加深的世界大屠杀危险的集体行动”。(注:《慕尼黑勾结历史的文件》,莫斯科1979年俄文版,第60页。)苏联这一声明,是在新形势下提出的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共同制止德国侵略的新建议。但是,英国政府照样反对,3月24日, 张伯伦首相在下院说:苏联的建议将会“加强成立排他性国家集团的趋势”,“这种集团的成立,对欧洲和平的前途必然是有害的”。(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卷(上部),第407、555页,第2卷(下部),第102页。)
    至此,苏联多年来为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所作的努力,由于一再遭到英国为代表的绥靖主义者的反对而无法实现。这种情况,不能不成为苏联日后改变欧洲政策的潜在因素。
    二、欧战爆发前苏联欧洲政策的调整
    欧战爆发前,苏联看到其一贯主张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无法建立,而英法两国政府绥靖德国的“祸水东引”政策又日益露骨,因此,为了避免被推入单独对德战争,它从1938年秋冬开始便酝酿调整自己的欧洲政策,即放弃联合英法等国共同遏制德国的政策,转而寻求同德国和解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就是从原先的维护欧洲集体安全的政策,改变为维护苏联自身安全的政策。促使苏联改变欧洲政策的主要因素有三个:
    第一,苏联被英法等国摒于处理捷克危机的“慕尼黑会议”之外,是它不得不考虑改变欧洲政策的最初因素。1938年3月, 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后,按照“绿色方案”确定的方针,又要蚕食捷克斯洛伐克了,其第一步就是要吞并捷克的苏台德地区。此后半年,围绕捷克的生死存亡问题,欧洲国家展开了激烈的外交斗争。英法等国为了同德国讨价还价,以换取德国恩赐给自己虚假的“和平”,并将法西斯德国这股侵略祸水引向苏联,时而故作姿态,表示对德强硬,时而卑躬屈节,竭力要把捷克献上德国法西斯的祭坛。唯有苏联坚持正义,为维护捷克的独立和主权而斗争。它一方面不断揭露德国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另一方面又反复援引1935年签订的“苏法互助条约”和“苏捷互助条约”所承担的义务,敦促法国同苏联一起,共同维护盟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和利益;再一方面还不断向英法两国建议,尽快举行苏英法三国会议和苏法捷三国军事联席会议,制定援捷抗德的具体措施,以便能“有效地制止希特勒的军事冒险行动”。(注:《慕尼黑历史的新文件》,莫斯科1958年俄文版,第71~72页。)可是,苏联的积极建议并没有得到英法的响应,张伯伦甚至从未把苏联的建议提到英国内阁会议上讨论过。(注:〔英〕基斯·米德尔马斯:《绥靖战略》,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38页。)
    希特勒深知,苏联是他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最大障碍,因而千方百计唆使英国排斥苏联。而英法两国统治集团,一心要在捷克问题上同德国做成一笔交易,也感到苏联碍手碍脚。因此,他们同希特勒沆瀣一气,竭力要把苏联排除在处理捷克问题的事务之外。1938年3月下旬, 希特勒对英国驻德大使汉德逊说:“决不应该让苏联插足到欧洲来”。(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文件和材料(1937~1939)》第1卷, 莫斯科1981年俄文版,第57页。)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便提出:要在排除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下,由英法德意四国来讨论和解决捷克问题。1938年7月22日,汉德逊明确建议,由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出面,邀请英法德三国政府首脑举行“四国会议”,来决定捷克的命运,他解释说:“这个建议的优点是,它可以把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国家俄国排除在外。”(注:〔苏〕库达科夫:《现代国际关系史(1917~1945)》,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457页。)1938年9月下旬,捷克危机已达到白热化程度,希特勒狂叫:“不是和平就是战争”;苏联也下令西部两个特别军区(即最靠近捷克的基辅军区和白俄罗斯军区)作好援捷抗德的战斗准备,并于9月25日将此事通知了法国政府。( 注:《慕尼黑历史的新文件》,莫斯科1958年俄文版,第139~140页。)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为了排除苏联这个障碍,又于9月27 日对张伯伦首相的特使威尔逊说:“为什么我们允许我们的政策要在俄国人在巴黎和布拉格施加影响后再决定下来呢?”(注:〔英〕基斯·米德尔马斯:《绥靖战略》,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679 页。)张伯伦心领神会,立即于9 月28日致信希特勒,建议由英法德意四国政府首脑在柏林举行会议,商讨解决将捷克领土苏台德地区移交给德国的问题。希特勒同意了。9月29 日,英法德意四国政府首脑在德国的慕尼黑举行会议,最终签署了出卖捷克领土的《慕尼黑协定》,做成了一笔交易:希特勒获取了比原先要求还多得多的捷克领土;英法则从希特勒那里乞求到了写有“彼此永不作战”、“保持和平关系”字样的《英德宣言》和《法德宣言》(前者1938年9月30日签署,后者同年12月6日签署)--苏联于是被摒于处理“捷克危机”的事务之外了。
    英法绥靖主义者勾结希特勒排斥苏联,大搞“慕尼黑出卖”一举,不仅挫伤了苏联的自尊心,而且使苏联认识到:英法政府为了自己的帝国主义私利,连自己盟国的利益都置之不顾,还有什么信用可言呢?从此“苏联对英法的政策越来越感到失望了”。(注:《慕尼黑勾结历史的文件》,莫斯科1979年俄文版,第171页。) 苏联研究了由于“慕尼黑协定”造成的欧洲局势后,特别是看到英法在“慕尼黑勾结”的基础上,分别同德国签署了《英德宣言》和《法德宣言》,出现了英法德意有可能互相勾结、共同主宰欧洲命运的危险局势后,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欧洲政策,酝酿采取新的外交立场和方针。1939年3月10日, 斯大林在党的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苏联必须“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国卷入战争冲突中去”,并明确宣布:我们的对外政策方针是“拥护和平,拥护加强同所有国家的事务联系……只要这些国家也对苏联保持这样的联系,只要它们不试图破坏我们的国家利益”。(注: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69~670页。)斯大林说的“所有国家”,自然也包括德国在内。苏联这一新的对外政策方针,同以往多年来坚持的维护欧洲集体安全的政策相比,已有显著的不同:它不仅突出了不卷入战争、维护苏联自身安全的意向,而且也隐含着同德国改善关系、“加强事务联系”的因素。可以认为,这是苏联欧洲外交政策方针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二,英法苏三国谈判中,英法政府缺乏诚意,导致谈判破裂,是促使苏联改变欧洲政策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1939年3月15日, 希特勒不顾《慕尼黑协定》关于保证捷克“新边界”的规定,悍然出兵占领捷克全境。这一突发事件,震动了整个欧洲。英法两国朝野,纷纷谴责张伯伦、达拉第的可耻的“慕尼黑政策”,主张联苏抗德的呼声日益高涨。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英法政府不得不寻求同苏联合作的可能性。3月18日,英国通过外交途径, 要求同苏联进行谈判。
    苏联政府虽然对被英法拒于“慕尼黑会议”之外仍耿耿于怀,但由于希特勒新的侵略行动,使它仍然确认德国是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同时它亦担心遭到德、日两国东西两面夹攻的危险(从1938年7 月发生张鼓峰军事冲突以来,日苏两国关系一直很紧张),因此,在看到英法两国外交政策似有转变的情况下,也愿捐弃前嫌,同英法进行谈判。就在英国要求谈判的当天,苏联就建议召开苏、法、英、波、罗、土六国会议,讨论共同制止德国侵略问题;4月17日, 苏联又进一步提出英法苏三国结盟抗德“八点建议”,主张由英、法、苏三国缔结互相援助的“政治协定”和“军事协定”,并对遭到德国侵略的东欧中小国家提供军事援助,还主张三国共同与土耳其签订“互助条约”。(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为争取和平而斗争(1938.9~1939.8)·文件和材料》,莫斯科1971年俄文版,第253~254、350~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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