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罗马时期是西方历史学起源与初步发展的时期。正因为如此，该时期历史叙述的萌芽与最初形态难以在时间与性质上准确定位。这里所说的历史叙述是指人们对过去自身的社会行为及文化背景的描述。历史叙述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也是历史学诞生的过程。历史叙述对我们而言，更具意义之处在于它本身是一种社会历史行为，而不仅仅因为它生产出诸多历史叙述作品。本文试图将古代西方历史叙述视作古希腊--罗马人在其特定时空下的一种社会实践，从而考察古代西方历史叙述的起源、发展的动机和历史意识萌生的线索。
    一古代西方历史叙述类型
    古代西方社会与我们时隔已久，我们不得不从其文字作品中观照历史叙述行为。怎样的行为能称得上是历史叙述行为呢？历史叙述行为指人们为了某种已知的目的或未知而又实现了的目的进行的叙述，通过这种叙述，过去形成的精神与物质产物经由语言传递给听者，从而为新的历史创造同时提供可靠的参照背景和驱动力。
    既然我们考察的是一种行为，那么我们就要问，什么是产生历史叙述的动机。在声称追求科学历史学的今天，我们很容易罗列种种因素，解释为什么要叙述历史，进行历史学研究。但在古代史学实践中，叙述的动机本身是从无到有的，因而必然显示出它的不成熟性与表现类型的多样性。在现代，我们可以按照图书分类法将各种书籍大致不差地分入各个学科门类，因为哲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学科在现代社会中是相对独立的，然而在处于概念化过程初期的古代社会，各学科交融于一体，分类并不明确。可以断言的是，现代学科正是在这个时期最初迈出走向相对独立地位的步伐。历史学归属其中，从对历史叙述各种类型的分析中，我们能看出历史叙述动机的生成与加强的进程。
    在现代意义上，古代西方可称为历史叙述作品的有《希罗多德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高卢战记》、《塔西佗〈编年史〉》等等，但仅靠这些作品来研究历史叙述的起源是有限的。我认为神话、史诗、谱系与传记、编年史、叙事史一样，都是历史叙述作品，并按照叙述动机的不同将它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神话，第二类是史诗、谱系及传记，第三类是编年史和叙事史。在我对各种历史叙述类型产生的动机之分析中，我认为，它们分别表现了历史意识萌生之线索的不同阶段，因此，对古代历史叙述类型的分析也将有助于加强对历史意识的认识。
    二神话与认知传统社会
    在神话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看来，神话是“涉及超人存在的关于传统社会的神圣叙述。”（注：Peter Heehs,“Myth,History,and Theory”HISTORY AND THEORY Vol.33（1994）No.1 1-19。）也许因为我们的思维中占统治地位的是逻辑思维，对于神话这种虚幻而非逻辑的东西，很少有人将它纳入历史叙述作品的范畴。然而，神话虽不同于现代历史叙述，却是它的起源之地。神话在一些欧洲语言中用词有如：英语中用myth、mythos、mvthus，法语中用mythe，它们都源于古希腊语muthos。根据陈中梅的研究，muthos在荷马史诗中通常表示“叙说”、“话语”等，到公元前五世纪，该词的形容词muthodes开始表示“离奇的”、“不真实的”等意思。muthos与logos也开始被加以区分，后者指真实可信的叙述。这种区分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述中都有所见。（注：亚里斯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第1版，第197页。）由此，我们可以初步断定，在公元前五世纪以前，muthos一词基本指代所有我们认为真实的或虚构的叙述。这也说明，早期古希腊人对叙述的真伪还没有能力进行区分，或者说他们对神话世界和现实世界还不能明确区分。
    现代神话学研究已充分认识到神话的意义。卡西尔认为，“虽然神话是虚构的，但它是一种无意识的虚构，而不是有意识的虚构：原始精神并没有意识到它自己的创造物的意义，揭示这种意义--探查在这无数的假面具之后的真相，乃是我们，是我们的科学分析。”（注：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94页。）我们要关心的是，这种真相是否通过无意识反映了原始人的历史。在卡西尔看来，“神话、语言和艺术起初是一个具体的未分化的同一体，只是逐渐地才分解为三重独立的精神创造活动方式。”（注：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6月第1版，第113页。）事实上，历史又何尝不属于这个同一体呢？正如C.H.朗所指出：“原始时期是各种模式的储存库，当代社会一切重要的知识、表述和活动都是建立在其基础上。虽然从后来的知识条理和社会秩序来看，神话似乎是非逻辑和非理性的，却是对它们的起源的描述。从这个意义上说来，神话是作为最初的原则（即原始型）存在的。”（注：C.H.朗：《神话学》，王炽文译自《美国百科全书》1980年版第19卷。载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编《民间文学理论译丛》第一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84页。）原始居民的思维从现实生活中丰富的特殊性向概念化的一般性发展过程中，神话与语言一样，是这个过程的最初阶段，而历史一直随着这个过程改变自己的叙述方式。如果现代的逻辑思维首先将那些在神话与语言同一的阶段中包含的叙述视为虚构，那就难以发现其中蕴藏的真实内容。当然，如果我们企图通过对神话的研究而获得一种实体性的历史，即从神话中提炼出一种近现代意义上的客观历史叙述，那是难以做到的，我们有可能了解的是原始神话观念中所包含的历史意识。叙述作为意识传递的方式，使人们有可能在神话的叙述行为中发现它。
    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将产生神话的神秘思维称为原逻辑思维，认为：“如果说，逻辑思维不能容忍矛盾，只要它一发现矛盾，它就为消灭它而斗争，那么，原逻辑的和神秘的思维则相反，它对理性要求是不关心的。它不寻找矛盾，但也不避免矛盾。”（注：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1月第1版，第449页。）原始人在理性尚未发育时期，将他们所感触到的现实都归结为神的作用。既然他们无力发现矛盾，也就相信所感即所见。在现代人看来是十足悖论的解释，原始人确信无疑。他们从不寻找因果关系，从不认为如果解释必须遵守逻辑法则。他们的原逻辑或非理性思维与其说不关心矛盾，不如说根本就不知道存在着矛盾。
    神话学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原始人的思维方式与概念化过程的初级阶段（尽管这些研究也如同科学假设，更加深入的工作有可能提出新的解释模式。），使我们有可能认识到神话与历史叙述之间存在的关系。原始人创造出神话，并通过口头传承讲述它，即进行神话叙述。这些神话随着未来生活环境中出现的新情况有所改变，然而神话叙述行为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它为着某种目的而叙述。虽然神话是非理性的，但它的确是一种解释，只不过这种解释断然地将被解释的现象与某种神秘物融合于一体，从而实现现代意义上解释所追求的效果。
    神话是一种虚构，但如卡西尔所言，“这种虚构之物因其有用而令人爱不释手；并且，如果我们无意使它们化为乌有的话，是断然不可用严格的真理标准来衡量它们的。”（注：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6月第1版，第35页。）在不合乎理性真理的情况下，神话这种虚构物的用处就在于它使原始人获得了一种确定性。面对宏大的自然力，原始人不得不将诸多的未知物与神联系在一起。在杜威那里，神话叙述如果有用就将等同于真理。其真理性可表述为：原始人“寻求认识上的确定性的最后理由是需要在行动结果中求得安全”（注：约翰·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1月第1版，第28页。）。原始人将许多个人的神秘感受杂合在一起，排除现象的特殊性，凝聚成一个共同的神秘物，最后为它命名，便产生了神。一旦某个社会中出现了共同的神，社会传统便获得了一种重要的粘合剂。神话叙述的动机不仅在于为社会新成员提供某些神秘现象的解释，使他们获得心理上的确定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由此使新成员产生一种社会认同感。
    一旦神话具有保持社会传统的意义，神话叙述就拥有了一种原生状态的历史意识。它表现在：这种叙述对听者而言，不仅仅使它们获得了关于神的知识，还成了认知社会传统的方式之一。视神话为虚构不过是现代人以自身的真理观表现出的对神话的偏见。听者只有接受了那些表述着社会传统与历史的神话，相信它们具有真实性，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成员。因而对原始人来说，由于神话在内容上是真实的，神话叙述也就像现代历史叙述，起着保持社会一贯性的粘合剂的作用。神话叙述的这种功能使原始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无意识地继承着传统与历史，而这种叙述的普遍存在也证明了原始人有一种潜在的历史意识，即保存他们创造的传统和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神话叙述是一种原生的历史叙述。
    三史诗、谱系、传记与仿效历史
    一旦我们对神话这种所谓的虚构叙述之社会功能有所认识，就更容易理解史诗、谱系、编年史、传记、叙事史所归属的历史叙述类型。
    史诗既属于史学，又属于文学。亚里斯多德认为：“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格律文写作（希罗多德的作品可以被改成格律文，但仍然是一种历史，用不用格律不会改变这一点），而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注：亚里斯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第1版，第81页。）史诗兼备历史与诗歌的特征，它是从神话叙述向现代意义的历史叙述过渡的一种叙述方式。
    荷马史诗是古希腊史诗中的杰作。它以特洛伊战争为背景，歌颂英雄的业绩。荷马史诗中的神具有凡人的性格，已不像原始宗教中的神那样至高无上。陈中梅认为“荷马的史诗世界里不存在‘盲目’、‘偶然’或和事态的正常及一般状态对比而言的‘偶发现象’。自然界和人世间的一切事端和现象，如果不是人为的，便是神的手笔。”（注：陈中梅：《〈伊利亚特〉前言》，花城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17页。）将历史事件的发生看作是人或凡人化神的行为所致，意味着人已经从原始社会中神的全面控制之下获得了部分的自由，人的主体性得到初步发展。行吟诗人通过叙述史诗为凡人在情感、理智与信念上树立了榜样。如果说神话叙述使接受它的社会成员获得社会认同并认知传统与历史，那么史诗在此基础上更重视劝导人们尊崇英雄、模仿他们创造传统与历史的行为；前者使人完全依赖于神化传统与历史，后者为人提供创制传统与历史的典范与法则。史诗中蕴含的历史意识就在于使人们敬仰先辈，促使自己效仿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