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前流行的还是传统的民族主义。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的传统民族思想主要是以下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族类民族思想，视满州为异类，欲彻底消灭之，以恢复汉民族的自尊自主地位；一种是深信中国制度文化优于西方的华夏中心主义。这种旧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包括顽固派全盘拒绝外来科技、制度及价值观念的复古型民族思想，与洋务论者只吸收引进外来科技但拒绝外来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制度的保守型民族思想。洋务论者虽已放弃西洋各国是无文化的蛮族的看法，承认夷人亦有信义，但仍排拒外来政教尤其是非本土的价值系统，仍坚信中国作为世界道德教化最优的位置。洋务论者与顽固派均相信华夏文化最优，远高于世界各国，均属华夏中心主义者。
    在1894～1895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中国被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打败，使士大夫心目中中国制度文化优于西方的信念发生动摇，华夏中心主义心态解体。甲午战争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包括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大量输入，为中国近代民族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学理依据。从此，近代民族主义取代了传统民族主义，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以下依据本文提出的几组类型，对20世纪上半叶民族主义结构的演变作些提示性的分析：
    第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排满”思潮即小民族主义高涨。但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了国内各民族联合反帝的需要，而“排满”思潮的偏颇、局限也日益暴露。于是，“合族”反帝的大民族主义取代“排满”反清的小民族主义成为主潮。民族主义完成了由“满汉对立及排满”之“辛亥型”到“全民性外抗强权”的“五四型”的转型[4]（P840-857）。
    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排满”思潮已不同于往昔的“反满兴汉”、“讨胡诛妖”的传统族类民族思想，而是与争民权、求改革、求革命的思想结合起来，已属于“近代民族主义”的范畴。“排满维新”、“排满革命”相继成为民族主义的基本口号。鼓吹“排满”最力的是章大炎。他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宣称，今日为民族主义之时代，种族之界必不可破；在《訄书·原人》中要求“秩乎民兽，辨乎部族……一切以种族为断”，认为满族“其族类不足民，其酋豪不足君”。就在章太炎等人高举“排满革命”的旗帜的时候，立宪派严复、梁启超等人树起了“满汉一家”、“合族救国”的大旗。梁启超提出“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国外之诸族”的大民族主义，希望“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藏，组成一个大民族，提全球人类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足蹠于五大陆之上”[3]（P96-97）。康有为也强调“只有所谓小国，无所谓满汉”，并建议将这一共同体命名为“中华”，他说：中国虽用朝号，“若其对外交邻，自古皆称中国。今东西称我，皆曰支那……支那盖即诸夏之言，或即中华之转也……今定国号，因于外称，顺乎文史，莫若用中华二字”[5]（P342）。“中华民族”这一包括中国国内各族在内的共同体概念形成了。
    革命派在批判改良派的同时，认同了“合族”反帝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由“驱除鞑虏”，到“反满”，再到只反对少数“害汉人的满州人”，并进而提出“五族共和”、“民族同化”的主张，希望“仿效美利坚民族底规模，把汉、满、蒙、藏、回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组成一个民族底国家”。希望汉族“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6]（P474、P187）。除从强调满汉之辨到强调民族融合这一层外，孙中山强调了民族主义的另一层含义即号召中国人民起来反抗外国的民族压迫。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后来毛泽东宣布：完全赞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解释。国内各民族联合共同抵御外侮的主张成了人们的共识。
    第二，上世纪初近代民族主义刚形成时，其特征是族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特别发达而经济民族主义则相对薄弱。实现“驱除鞑虏”、“五族共和”后，族类民族主义趋于退潮，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则一直高涨。
    政治民族主义是近代民族主义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种。近代民族主义在最初形成时就将建立民族国家视为中心内容。革命派、改良派都表达了这一思想。1902年6月《政艺通报》第7期刊出邓实《民族主义》一文，将民族主义概括为“合一群，同道德，同法律，同风俗，同文学美术，而组织一完全无故之国家者也”。1903年《游学译编》10期刊出的《民族主义之教育》提出：“今欲存支那者不可不集合支那民族以自相提携、自相固著。集合皇汉民族以自相提携、自相固著，不或不言民族建国主义。”同年《浙江潮》第1、2、5期所刊余一《民族主义论》一文所下定义是：“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在孙中山提出三大主义之一的民族主义后，汪精卫在《民报》第一号刊出的《民族的国民》中强调民族主义的核心是组成民族国家：“凡民族必被同一之感，蒙具同一之知觉，既相亲比以谋生活矣，其生活之最大者为政治上之生活，故富于政治能力之民族莫不守形造民族的国家主义。此之主义名民族主义。”孙中山后来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民国成立后，政治民族主义继续高涨，由于反满主题的退隐，反对帝国主义凸现为中心课题。20世纪初政治民族主义的第一次高潮较多地与反清、与解决内政问题联系在一起，而民国时期出现的政治民族主义第二次高潮、第三波高潮则主要是与反帝、与抗击外国殖民侵略结合起来。
    20世纪初，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趋于衰落，但一些人基于“西方物质--中国精神”的模式，把认同符号落实于仍被认为最优的精神文化上，形成了现代形态的文化民族主义。美国学者费正清先生注意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中国开始出现的这一文化现象，他指出，中国人“对自身文化或‘文化素养’的世代相传的自豪感已经激起了一股新的‘文化民族主义’，这在将来很可能会胜过那发生在欧洲的单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7]（P4）。戊戌时期，近代文化民族主义初步形成，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出了“保教”的口号，并试图创立孔教与基督教抗衡；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邓实、黄节等提出“存学”的口号，兴起国粹主义，以保存国学，提倡气节，恢复中国本身所具有的民族精神为宗旨；五四时期，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等提出了“东方化”的口号，倡言以中国文化拯救陷于物质疲惫的西方的东方文明救西论，预言全世界将走上中国的路向；30年代以后，新儒学作为一个流派开始形成，并成为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主流。还有非主流的国民党官方的文化民族主义。最能代表国民党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是1935年1月10日由官力授意十教授所发表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该宣言要求以“中国本位”即此时此地的需要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实际上是变相的“中体西用”论。
    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相对薄弱，但也有一定的声势。郑观应等人在甲午战争前已提出“商战”的口号，即以经济抵制的方法，来抗拒列强的经济榨取。甲午战后，列强在华设厂制造，对华经济侵略日急，有识之士提出“设厂自救”，并兴办文业。20世纪初，各省绅商纷纷成立路矿公司，发起收回利权运动、保路运动，标志着经济民族主义形成。1924年，孙中山发表《民族主义》演讲，着重指出，列强不仅用政治力征服我们，还用经济力压迫我们，“我们晓得政治压迫的厉害，还要晓得经济压迫更厉害”。不过，当时难以将注意的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上，经济民族主义只能从属于政治民族主义，因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8]（P1080）。
    第三，近代民族主义结构演变的又一特点是，激进民族主义与保守型民族主义最为发达，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处境尴尬发展艰难，复古型民族主义已成余音但未绝响。
    激进民族主义首先表现为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即主张以武力为手段进行“种族革命”、民族运动，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救亡压倒一切，人们必然倾注全力进行政治斗争，乃至采取战争这一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这一情势使得能够表达政治救亡的激进要求、激昂情绪的激进民族主义成为最炽热、最高昂、最持久的一种类型。同时表现为文化上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激进主义者对民族文化所采取的激烈批判的立场，仍然是基于民族主义的，正如鲁迅所言：“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9]。以反叛民族文化作为实现民族富强的手段是一种痛苦而无奈的选择。清末激进主义主要由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组成，两者均主张“革命排满”的激进的族类民族主义。民国初年有急进民主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它是作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思想武器而出现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这一理论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思想是确认帝国主义已将世界各民族分为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两大类，号召被压迫民族为取得国家独立而开展民族革命运动。这一理论对民族主义思潮产生了巨大影响。稍后，国共两党都把中国的不幸归罪于西方列强入侵，并响亮地表达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愿望。
    保守型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几乎是同义语。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相伴而生，民族矛盾愈尖锐，保守主义情绪愈炽热；民族危机愈发展，卫护本土价值系统的愿望愈强烈。保守主义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一直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
    在激进民族主义与保守型民族主义双峰并峙的格局下，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的处境显得极为尴尬。“无论是以反帝为号召的激进主义者还是以宏扬传统价值观念为职志的保守主义者，都不约而同地把自由主义置于与民族主义轩轾对立的境地以其为帝国主义代言人和民族虚无主义的代表”[10]。严复、胡适等自由主义者不承认帝国主义为中国的祸源，而认为中国的困境主要是因为自身的衰败和虚弱。胡适在1929年写的《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中，把中国问题的症结归结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帝国主义不在此列，“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吗？”[11]（P353）他们认为应该把中国摆脱困境的希望寄托在民族的自救上，空喊反帝口号是无济于事的，民族主义也不足以救国。严复说：“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12]（P926）胡适说：“帝国主义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强盗’也不是几千万人的喊声咒得死的。”[11]（P629）在救国关怀与个人本位的两难选择中，他们努力地卫护着个人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这种立场在反帝意识激荡的近代中国，自然要处处碰壁、它似乎与民族主义格格不入，但如果沿着自由主义者的思路向内追寻，就会发现其中也蕴涵着民族主义的情思。实际上自由主义者只是更倾向于通过自强与诚恳地向西方学习实现民族的独立与振兴，并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排外主义。他们推崇个人自由，是将其作为民族国家达到自由与富强的一种手段。胡适曾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救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11]（P630）这是自由主义者一厢情愿的设计。在面临民族危机的情况下，片面地强调个人本位，只能导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趋向边缘化的历史命运。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发展到了极限，自由主义者难以再坚守在象牙塔中，改变了以往片面凸现个人理念的作法，而将关注焦点转向民族主义。胡适也放弃了不谈政治的承诺，为救亡奔走呼号，在驻美大使任上获得了“属于最有见识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美誉[13]（P310）。
    复古型民族主义随着现代化的展开已变得背时、变态，但一直到五四时期，这种类型也未绝迹。鲁迅所批评的“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的国粹主义指的就是这种变态的、反动的、貌为爱国实则误国的民族主义。这种类型在甲午战争后影响越来越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