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稿费制度的出现、文化市场的发育成长而言，印刷业革命有着不容低估的意义。太平军战争时期，江南典籍惨遭浩劫，以致出现了书荒。战后各地官私书局因此获得不可多得的发展时机，到八十年代末人们又重见“书籍之经劫火者几如烟海，今日书籍之多，又复极盛之难继”（注：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蹟·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以下简称“手札”）17之3-5，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的景象。上海在书籍再度臻于极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开埠后上海先后引进西方的先进印刷技术和设备，到战争结束，西方近代印刷业的三大要素石印法、铅印法、蒸汽机印刷等已全部传入，铅印的影响主要在西书的印刷，石印的影响主要在旧籍的翻印，机器的运用则大大加快印刷的速度，由此引起的印刷业革命，极大地降低了出版成本，加快了书籍、报刊生产速度，价廉物美、丰富多彩的图籍资源涌向市场，构成市场流通和消费规模得以急剧扩大的重要物质基础。石印技术经教会传入多年后，此时被民间书局用于赢利性图籍生产，造成图籍市场的巨大变化。八十年代初，点石斋首先以石印法印刷科举用书、《康熙字典》等，大获成功，盈利丰厚，使投资者接踵而至，促成当时最先进的石印出版业在上海繁盛一时，点石斋印书局、同文书局、拜石山房、扫叶山房、蜚英馆、中西书局、著易堂等达五十余家，受上海市场吸引，周边城市原有的一些历史悠久的刻印图书的机构也向上海转移，上海由此成为新式印刷出版业的中心。
    上海石印图籍以其形式新颖美观、价格相对低廉、品种数量丰富多彩的新形象，赢得读书人的青睐，迅速占领原来以木刻书籍为主的市场。各书局纷纷重印各类旧藏和举子所用参考书，并设法销往全国各地，“上海已用蒸汽机石印法印成中国著作数百千种，现有石印局四五家，其所印的书销行于全国，各地零售书店的增多，可以看出大家需要这种书籍。”（注：《北华捷报》1889年5月25日“上海石印书业之发展”。）“石印业印书多而营业盛。因为科举时代携带便利的缘故，各种经书及《大题文府》、《小题十万选》一类的书，都缩成极小的版本。后来科举改革，要考史鉴策论，于是《廿四史》、《九通》、《纲鉴》以及各种论说，又复盛行一时。一方为供参考玩赏起见，所有文学书画任何书籍，如《佩文韵府》、《骈字类编》、《佩文斋书画谱》……各种诗文碑贴等，均翻石印；一方为投一般民众的嗜好，所有旧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书，也都以石印印行。”（注：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载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275页，中华书局，1957年。）石印书局大量批发上述书籍，供给远方省份，北京琉璃厂、四川商业中心重庆、以及其他城市如广州等，都设有分店。同文书局石印《古今图书集成》凡一万卷，成本浩大，书局乃创用预约订购的办法，印了1500部。总理衙门也向同文书局订购了百部，此书印刷精美，用纸考究，每部值规平银3500余两，被总理衙门用为赠送外国政府的礼品。石印《二十四史》的规模也很可观，共印1000部。卷帙如此浩繁的巨著能够卖到如此数量，可见其市场销售情况之一斑。以铅印为主的印书馆则有墨海书馆、美华书馆、申报馆、商务印书馆等。其中墨海和美华与市场关系不大，商务后起，兹不赘。申报馆成立不久，就以聚珍板铅印各种书籍，自1872-1895年间印行了一百六十余种，与稿费制度关系密切，详见下文。
    同时上海口岸得天独厚，为社会开放与转型期中输入西学、宣传新知的最大窗口，各种出版机构和民间书商抓住机遇，始终紧扣市场需求，出版了大量西学、新学书籍，使上海图书市场以内容新潮闻名。从出版机构数量和译书数量上看，上海占有绝对优势。1900年以前，中国有9个比较重要的翻译出版西书的机构，即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京师同文馆、格致汇编社、广州博济医馆、益智书会、商务印书馆和译书公会，上海占了7个；所出各种西书567种，其中434种由上海出版，占77%。从译书质量上看，无论是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以及文学作品，凡影响很大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中译西书，多由上海出版。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译编的《西国近事汇编》，连续出版多年，被时人视为了解国际事务的必读书。清末民初所用新式教科书，绝大多数由上海出版。饮誉一时的严译名著，脍炙人口的林译小说，都是在上海出版的（注：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第六卷第三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其结果是上海书商开辟了全国西学、新学图籍市场，并独占其鳌头。
    上海又成为近代报刊杂志的发源地和最发达的地方，近代报刊印刷出版流通的新中心。1911年以前，全国共出版中文报刊1753种，其中460种在上海出版，占26.24%（注：史和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第372-38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以影响最大的申报为例，起初它只在本埠销售，半年后即1873年初，就在杭州设立了第一个分销处，以后又在宁波、苏州、南京、扬州、北京、天津等地设立分销处，到1881年2月，共设17处，每天销数从600份增加到2000份左右。到1887年又增加了15处，到1907年，又在桂林、哈尔滨、海参崴及国外日、英、法等地设分销处，每天销数从1897年的七八千份增加到万余份（注：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以下简称《申报史料》第73页，新华出版社，1988年。）。申报售价则呈上升趋势，开创时每份零售价铜钱8文，1873年1月为10文，趸批价每份8文。1889年2月升至12文，按洋码计算为1分4厘。1906年每份大洋1分4厘，每月4角5分。1907年外埠全年大洋5元4角，日本全年8元4角，其他外国全年10元8角。1908年9月本埠每份大洋2分，本国境内全年9元6角，日本与本国同，其他外国全年14元（注：《申报史料》73-74页。）。八九十年代与《申报》并立的《同文沪报》当时也有数千份销量。1893年上海又一大报《新闻报》创刊，“初发行，即驾沪报而上之”。（注：海上漱石生：《新闻报三十年来之回顾》，载新闻报馆编印《新闻报三十年纪念》，1923年。）尽管当时报馆屡屡叹息销量不够多，但二三十年间从无到有，不算那些旋起旋落的几百份报纸，仅三份大报就有数万的销路，足见上海报刊市场已经具备了相当规模，蕴含着巨大潜力。
    上海出版的书籍、报刊，一开始就面向全国，源源不断地发散到全国各地，这与它便利的水陆交通分不开。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谈到民国初期的情况仍然如此，那时报纸已较清末更为发达，但各省报纸一般不出省，上海报纸则输往全国。上海报刊既以全国为推销目标，则其市场扩张之迅速、发展潜力之深厚，均为其他地方所不及。上海书刊印刷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市场向全国范围拓展，必然引起书刊写作制度方面的相应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