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北伐军强胁百姓的方式有很多，比较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情形：
    其一、将行军途中遇到的农夫、小贩等“裹”入军中。如束鹿县人寇希智在“赶集”途中遇到北伐军，当即被“裹”去“抬送行李”；献县人贾大则在家中“打场”时被突然“拥至”的北伐军“裹”走；又如雄县人王泳汰在独流镇卖“叶子烟”，因“误近贼营”而被北伐军“裹”入营中（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173-180页；第184页；第169页；第173、183、185页；第173、182页。）。这种情况下被“裹”的基本上是零星的百姓，北伐军随遇随“裹”。
    其二、北伐军一般对不设防的城市秋毫无犯。而一旦遭遇抵抗，在攻占后常将城中居民大批“裹”走从军。1853年6月16日，北伐军“至睢（州），掳掠丁壮骡马而去”（注：《续修睢州志》，卷12，见《选编》，第259页。）。23日陷中牟，“计一县被害者一千余人，掳去者亦不少”（注：《耕余琐闻》，甲集，见《选编》，第263页。）。9月4日，“由济源一带窜垣，掠人畜无算”（注：《山西通志》，卷78，《历年兵事》，见《选编》，第338页。）。24日攻下潞城后，“沿途焚毁神庙，始尽掳掠壮者，欺辱妇女，不甚伤人”（注：《潞城县志》，卷4，《杂述》，见《选编》，第358页。）。10月28日，北伐军“过兴济，掠人以供驱使”（注：《畿辅通志》，卷132，《前事略》，见《选编》，第370-371页。）。
    其三、清军作战失利时随营夫役被北伐军捉入营中。涿州人李秋儿于咸丰三年九月开始“跟随官兵挑负行李，到独流镇被贼裹去”；直隶良乡人王二格与同伴二人为清军“扛帐房，咸丰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他与同伴在两军交仗时被北伐军“裹”入独流营中（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173-180页；第184页；第169页；第173、183、185页；第173、182页。）；又如吉林人龙帼幅于同年三月间“跟吉林兵富庆德金额赴军营。八月十七日，在山西洪洞县裹入贼营”（注：《近代史资料》总第65号，第27页。）。
    北伐军对“裹胁”来的平民按具体情况派给不同差使。“裹胁之人，能写字者派司笔墨，呼以先生，不令出仗。老弱胆小者，令扛抬物件，烧火炊饭。其余给以长矛刀枪，驱令在前打仗，老贼押后，退即立砍”（注：《蛮氛汇编》，见《选编》，第659页。）。被俘的北伐军人员张维城也在供词中提到，被“裹胁”的百姓“胆大者从贼出去打粮草，胆小者俱在营中做粗活”（注：《张维城口述》，《近代史资料》总第30号，第15页。）。一些较为重要或特殊的任务，北伐军则不令他们去做。如营中“打更人俱是真贼，掳掠之人不派此事。”北伐军屯扎怀庆时，因派“长发贼”送信“恐被盘获，新胁的又怕他路去”，因此“南京无信来”，“亦不能给南京信”（注：《张维城口述》，《近代史资料》总第30号，第15、16页。），通讯一直中断，最后只能放弃等待，突围而走。
    “裹胁”无疑壮大了北伐太平军的声势，但饮鸩止渴，贻害有不可胜言者：
    首先，胁迫百姓从军的做法，不时遭到激烈的反抗。虽一般百姓大多不敢抵抗，但也有少数人“乐死不愿胁从。”北伐军攻陷中牟时，即有民人段登等十六人因“逼胁不从”而“被害”（注：《中牟县志》，卷8，《人物志》，《忠节》，见《选编》第263页。）。据《复生录》记载：“北人强悍，不易掳掠，有一、二人在家守屋者，必伏暗处，俟贼入门，突出击死，有贼看见，甘心送命，如无贼见，即将尸匿屋内，仍伏原处捕杀，谓为获利。”（注：《复生录》，《近代史资料》，总41号，第46页。）北伐军在巩县“寻粮”时，因“该处民多强悍，贼因抢而被杀者亦复不少”（注：《张文达公遗集》，卷2，见《选编》，第257页。）。
    其次，因家破人亡而产生的逆反心理也促使一些人在“裹胁”从军后通过破坏、行刺来达到其报复“裹胁”的目的。北伐军渡黄河“行至中流”时，“一胁从之卖姜者”将一火药船“乘势烧毁”，并“旋即投河”。其时北伐军本就“火药绝少”，“其用车载者”已于“汴城大堤外大雨淋湿。”（注：《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27册，见《选编》，第247页。）而北伐军“正是因为火药不足，才未能顺利攻破（怀庆）城墙”（注：崛田伊八郎《关于太平天国北征军问题的考察》，《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5辑，第99页。），最后只能避开东面的清军解围西走，从而失去了从山东取捷径北上的有利时机，成为北伐军最终败没的重要原因之一（注：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第595-596页。）。北伐军过兴济，“有西商席姓者被掳，为贼执戈，乘隙刺匪首不中，贼脔之。”北伐军至青县后即“悉去胁从之在左右者”（注：《畿辅通志》，卷132，《前事略》，见《选编》，第370-371页。），以防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其三，危害最严重的是被“裹胁”者的大批出逃。出逃主要在两种情况下发生：一是在北伐军作战失利而迅速转移或撤退时，被“裹胁”者趁机逃出。北伐军从开封撤离，一路急行至朱仙镇，“次日查点人数，失去新掠淮民三万余人”（注：《畿辅通志》，卷132，《前事略》，见《选编》，第38页。）。北伐军围攻怀庆不克，又无天京来的指示，被迫转移西去。是时又有逃散情况发生，“温县被胁者多至三千余人，刻已尽数逃回”（注：《退崖公牍文字》，卷4，第19页，转引自张守常、朱哲芳《太平天国北伐西征史》第64页。）。又如“北伐军从独流、静海南撤时有三万多人，一路被杀者一万余人，逃散者一万余人。”（注：张守常《太平军北伐军人数考》，《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被“裹胁”者的大量逃亡严重影响了北伐军的士气。同时，一些人被抓获后在清军审讯时招供，使清方掌握了不少北伐军的动向和内部情况，使北伐军处于更为险恶的境地。张维城即从怀庆转移前“同巩县人二名出来打柴，一同逃出”，而“被官兵盘获”的（注：《张维城口述》，《近代史资料》总第30号，第15页。）。二是战争后期，北伐军困守连镇，处于既无援兵和退路，又无法与优势清军决战的绝境中，大批被“裹胁”者及动摇的北伐军士卒在清军威逼利诱下陆续逃出投入清营。据僧格林沁奏称，“近来陆续投诚人众三千余名”；正月初二又有萧凤山、钟有年“带领捻匪水手九十一名”出降，“近日复陆续投出六百余名……”（注：《剿平粤匪方略》，卷118，第1-2页，转引自张守常《太平军北伐军人数考》。）。这些人投降后为表示真心悔过和对清廷的效忠，在对北伐军的战斗中异常卖力，“无不奋勇，刀矛并进”（注：《僧王奏折》，第3册，第6册；第5册；见《选编》，第112页。），给继续坚持抗争的北伐军以严重威胁。清军还利用“续行投出之人向内招呼，解散胁从”（注：《僧王奏折》，第3册，第6册；第5册；见《选编》，第134页。），以分化瓦解北伐军。
    总之，基于种种主客观因素，北伐军采用“裹胁”方式以补充不断消耗的兵员，确曾弥补了兵力不足的先天弱势，但“裹胁”恰如一柄双刃剑，它给北伐军带来的严重后果则是他们事先所始料未及的。不论是北伐军从出发时的两万多人增至抵达天津时四万余人，还是北伐军援军从七、八千人一度猛增至五、六万人，其中的增员都有相当一部分是靠“裹胁”而来。强胁群众从军违背了太平天国“不许乱捉卖茶水、卖粥饭外小为挑夫”的基本军规（注：张德坚《贼情汇纂》，卷5，《太平天国》第3册，第152页。），在部分群众中造成恶劣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北伐失败的种子。单纯的人数增加不仅没有提高北伐军的整体战斗素质，反而导致部分成员的成分日趋复杂，思想难以统一。随着战争的继续进行，北伐军逐渐沦于被动挨打局面，被胁从者的不满情绪和分离主义思想也日益扩散，成为北伐军内部的巨大隐患，北伐军最终败亡，与“裹胁”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