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贵族对教会的蔑视由此可见一斑。教会必须想尽办法对所有骑士进行灵魂教化，从而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或少受侵害，甚至得到保护。
    教会威望的提高推动了基督教对骑士行为的影响。
    从骑士制度的发展可看出，公元10世纪以后，教会对骑士事务的干预明显增多，这与克吕尼运动有关。该运动加强修道院组织管理，严格要求教士禁欲苦行，主张“修来世”。这一系列措施不仅赢得了宗教界广泛响应和支持，而且在信徒中也产生很大反响，教会威信迅速提高。许多人纷纷投身于宗教运动，弃绝尘世，隐遁荒野。在洛林、佛兰德尔和意大利等地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隐修运动〔13〕。许多骑士也在这场运动的行列中，伯莱托尔伯爵的继承人埃威拉德（Everard ）风华正茂，厌恶世间荣华富贵，悔恨自己在现世的“罪恶”和“卑鄙”的追求，深思熟虑后与几个伙伴秘密隐修于法国一边远地区，并“从中感到真正幸福”。〔14〕
    教会威信的提高有利于教会对世俗事务的干预。克吕尼运动中教会进一步宣扬教权高于俗权的理论，这一理论通过圣伯纳的“双剑”说得到系统阐述，教皇依据这种理论操纵世俗君主的行为。公元1077年，德国皇帝亨利四世在寒冬时节赤足于卡诺沙城外三天，乞求教皇宽恕，从中可看出当时教皇对世俗事务的干预能力。“上帝的休战”是克吕尼运动中教会对世俗军事事务干预的突出表现，尽管这一法令在实际中收效有限，但显示出教会干预世俗事务的气势和决心。教会对世俗权力和事务干预必然对骑士行为准则产生影响。
    此外，骑士的自身需要是基督教能够对其行为准则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
    骑士是职业军人，战争中充满着危险，多么勇敢的骑士在战斗之前都会想到能否取胜、被俘、受伤、死亡之类事情，他们也会顾及到马匹、武器、甲胄等在战斗中能否得心应手。这些都会引起骑士祈求上帝保佑，要求教士为他们的武器和装备祈祷。骑士平时作弥撒、忏悔，战争中有教士伴随等现象，都是骑士对宗教的需要。
    战争、屠杀中的血腥场面及其后果都可能加深骑士在精神上对宗教的依赖，甚至进行修道生活。公元978年，贵族彼得·奥舍利（PeterOrseoli）由于悔恨参与一次屠杀而入修道院，苦修20年后死在那里。 “在关于修道生活的材料中，反映贵族杀人后苦修的事例比较常见”〔15〕。
    除战争外，骑士平日的活动如狩猎和比武也都有很大的危险性，也都促使他们寻求精神依托。公元944年，英格兰国王埃德蒙（Edmund ）在追逐猎物时，无意中冲到悬崖边缘，牡鹿和几只猎狗都已坠入万丈深渊，他却幸免于难，事后他悔悟罪过并在国内进行宗教改革，举国信仰基督。〔16〕
    三
    尽管骑士行为准则具有浓厚的基督教思想特征，但是基督教没有彻底改变骑士行为准则中的世俗性。首先，骑士行为准则中的一些内容源于世俗传统，基督教只是对此进一步加以引导和利用。其次，骑士阶层内部结成的等级制度以纯粹的物质利益为纽带，无论基督教如何在思想观念上加以教化，很难从根本上消除物质利益驱使下的骑士们的行为。再有，基督教的影响是建立在大多数骑士能基本接受并顺应骑士一定利益要求基础之上的，是双方在相互利益的层面达成的协和。
    恩格斯指出：“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一千八百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它是骗子手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17〕我们应从基督教对骑士行为准则的影响中看到其积极的社会作用。
    西欧中世纪的骑士大多出身于贵族，这造成骑士既是军人，又是贵族，又是统治者的现象。骑士的这种复合性身份使他们举足轻重，社会上再没有任何强制性力量能够约束他们的行为，他们任何不负责任、不守规则的举动都会对社会造成严重后果。中世纪时期，像西欧那样宗教对世俗军人行为准则有深刻影响者，是除政教合一国家外所罕见的，这或许与骑士这种特殊身份引发的社会需要有关。
    西欧中世纪骑士从蛮族军事贵族集团发展而来，特别在中世纪早期，这部分人的野蛮和残暴令人发指：“贝古（Begue ）刺透伊萨莱（Isore）的头盔，并用力使剑穿过他的脑袋从两排牙齿之间把头颅割下。 然后，又用剑插入尸体，伸手掏出死者仍热着的心脏，把它抛向威廉，说道：‘这，这是你堂兄的心脏--你可用盐腌了烧着吃！’”〔18〕对这样的贵族骑士如能用基督教加以感化和约束，无疑是文明的进步。即使那些犯罪后的骑士能在基督教感召下“热衷于忏悔，作弥撒以拯救灵魂，捐财产给修道院和教会，拍卖财产，释放农奴以补救他们的过失”〔19〕，对稳定封建社会秩序也有一定好处。
    骑士是中世纪世俗社会的上层，居于统治地位，他们的职业令人敬畏，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举止都是世俗界人们仿效的榜样，许多英雄骑士成为人们心目中崇拜的偶像。教会对骑士行为准则的规范，实际上起到对整个社会人们行为规范的作用。骑士行为准则不仅在中世纪推动了西欧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且，在西欧近、现代社会它仍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当然，我们也看到西欧中世纪的骑士并不都严格遵守行为准则，违背和践踏行为准则的骑士也大有人在。甚至，教会内部，教士行为放荡不羁者也不在少数。而且，教会对骑士行为以及世俗事务的过分影响和干预也并非都是积极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宗教的某些消极性而无视基督教对骑士行为准则的影响给西欧社会带来的进步。
    注释：
    〔1〕〔3〕〔4〕〔5〕〔6〕〔9〕〔12〕〔18〕莱昂·高梯：《骑士制度》（Léon Gautier，CHIVALRY）纽约，1968年版，第9-10页；第10页；第15页；第22页；第22页；第3页；第6页；第8页。
    〔3〕〔19〕迈克尔·福斯：《骑士制度》（Michael Foss， CHIVALRY）纽约，1976年版，第46页；第117页。
    〔7〕《圣经·马太福音》第19章，第21节。
    〔8〕〔14〕〔15〕〔16 〕亚历山大·默里：《中世纪时代的理性与社会》（Alexander Murray，REASON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AGES）牛津，1978年版，第334页；第365页；第379、377页；第380页。
    〔10〕莫里斯·肯恩：《骑士制度》（Maurice keen，CHIVALRY），新哈芬和伦敦，1984年版，第170页。
    〔11〕〔13〕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1页；第254页。
    〔17〕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