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的全面遏制战略是随着两国在朝鲜的军事冲突而展开的,却没有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终止。反之,朝鲜战争后,孤立与遏制中国成为美国远东战略的主要目标,作为美国对中国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而确定下来。在政治方面,美国继续运用其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把中国长期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在经济方面,美国竭力对西方盟国和日本施加压力,继续把对中国的禁运保持在比对苏联更严厉的水平上;在战略方面,美国通过发展与南朝鲜、台湾、日本、东南亚国家与地区的关系,加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中国的周边构筑起一道遏制中国的防线。对于美国的遏制战略,中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围绕着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所进行的就是一场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 一、在此划线:印支战争与美国的遏制战略 印度支那自1884年起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入侵印度支那。日本战败投降后,越南共产党领导人民举行八月革命,并于9月2日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战后侵越日军的受降以北纬16度线为界,分别由中国国民政府及英国政府负责。在英军的支持下,法军于9月23日重新占领了西贡,并逐步由南向北进犯。 为了控制整个越南,1946年2月底, 法国政府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了由法国军队接防越北的换文。3月6日,法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签订初步协定,法国承认越南是一个“自由国家”,是印度支那和法兰西联邦的一个成员。9月14日,胡志明与法国政府签订临时协定, 双方同意“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和暴力行为”。12月,法国政府公然撕毁这一协定,大举北犯,攻占河内、海防及其他许多地方,越南人民展开了大规模的抗法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即应越共中央的请求,于1950年派陈赓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越南,同时派出了以罗贵波为团长的政治顾问团和以韦国清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到越南协助工作。陈赓、韦国清等协助越共在同年9月间组织了重要的越北边界战役。 这一战役的胜利成为越南人民抗法战争由被动防御转入主动进攻的重要标志。 美国十分重视印支的战略意义。1949年12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48/2号文件中就明确规定, 美国在亚洲的政策目标是防止共产主义在这一地区的进一步扩张,而法属印支应受特别注意〔1〕。1950年2月16日,法国政府向美国提出给予长期的经济与军事援助的要求,并称,否则法国政府只好重新考虑印支政策,甚至可能从印支撤退。美国当然是不能听任这种情况发生的。2月2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68 号文件第一次以后来被称为多米诺骨牌理论的逻辑来阐述印支的战略意义,指出,“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进一步扩张对美国安全利益是至关重要的,而印度支那是东南亚的关键地区,且处于直接的威胁之下”。“如果印度支那被共产党主导的政府所控制,那么相邻的泰国和缅甸也将落入共产党的统治之中。东南亚的力量均衡将遇到严重危险。”文件强调,要保住东南亚,就必须把共产主义阻遏在印支的北部边境。为此,美国派出了以格里芬(R.Allen Griffen )为首的使团去印支考察。5月1日,杜鲁门批准给予印支1000万美元紧急援助,以便向印支运送紧急军事物资。5月11日,艾奇逊发表声明说, 根据格里芬使团的建议,美国将向印支提供600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当然美国对法国的援助不是无条件的,美国提出了三项条件:法国必须完全负起印支战争的责任,尤其是承担战争的伤亡;接受美国的指导与建议;等仗打赢,放弃对印支的控制〔2〕。总之,用国务院远东司的话说, 美国要“以一切可行和适当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把共产主义阻截在中国南部边境”〔3〕。 朝鲜战争爆发后,尤其是中国参战后,美国不再把苏联而是把中国作为对东南亚的共产主义威胁的主要来源。1952年6 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124/2号文件称:“一个敌对的侵略性的共产党中国的存在必然使东南亚面临公开的武装进攻的危险。”文件接着进一步发挥了多米诺骨牌理论,大谈特谈“东南亚落入共产主义控制的严重的心理、政治、经济后果”,对南亚、中东、日本可能产生的影响。但朝鲜战争牵制了美国,因此文件认为在中国没有大规模卷入的情况下,美国应当增加对法国的援助,但仍应由法国承担“保卫有关国家的基本军事责任”;只有在中国直接卷入时美国才应参战〔4〕。 1953年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共和党人过去常常指责民主党人“丢失了中国”,指责杜鲁门政府对共产党人手软。艾森豪威尔政府一上台就摆出不能再把印度支那丢给共产党人的架势。1953年2月3日,艾森豪威尔在他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就保证要采取一种“新的、积极的外交政策”,并把朝鲜战争、马来亚的民族独立运动及印度支那战争都联系在一起。稍后,杜勒斯清楚地把朝鲜和印度支那作为红色中国的两翼。朝鲜的停战更使美国决策者担心,中共可能将其注意力转向别处。朝鲜停战协定达成以后,杜勒斯在9月2日的一次讲话中声称,“一个共产主义的侵略战线从北边的朝鲜伸展到南边的印度支那”〔5〕。同时, 随着印支战争形势的发展及法国在战场上的颓势,美国在1953年上半年大大增加了援助。5月,美国向老挝、泰国紧急运送大量物资, 并专门为向老挝的空运配备了6架C-119运输机。 美国并准备大幅度增加对印支战争的援助。1953年度美国对印支战争的援助总额达5.682亿美元, 占该年印支战争总费用的33%,美国计划1954年度提供13.13 亿美元的援助,占该年总费用的61%〔6〕。 然而不管美国如何给法国撑腰打气,到1953年底,法国的多数人意识到这场斗争已经全部输掉了,甚至有的政府官员也在谈论谈判解决问题而不是谈论取得军事胜利了。而孟戴斯-弗朗斯(Prierre Mendes-France)则已在6月向国民议会作出保证,他如出任总理, 将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在美国看来印度支那真正的危机到来了。1954年1月16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再次研究了印支战争的形势,并通过了5405号文件。文件惊呼:“在印度支那的冲突中,共产党世界与非共产党世界清清楚楚地在战场上对峙。印度支那战场的失利除将冲击东南亚和南亚外,还将对美国及自由世界在欧洲和别处的利益产生严重的影响。”文件预料,法国实在打不下去时可能提出与越共谈判,而不管能否保住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印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向法国政府施加影响,反对以与美国的基本目标不相符合的条件来结束战争。文件特别强调:“一个名义上的非共产主义的联合政府将最终把国家交给胡志明,而不会有任何由美国或英国替代法国的机会。”〔7〕 1954年1月25日至2月18日,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举行会议,会议建议有关国家及其武装部队代表于4月26 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并讨论印度支那恢复和平问题。中国政府决定接受邀请,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会议,参加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 二、山穷水尽:日内瓦会议上艰难的谈判 日内瓦会议于1954年4月26日至6月15日讨论朝鲜问题,主要由于美国的阻挠,会议没有达成和平统一朝鲜的协议。从5月8日起,会议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中、苏、英、法、美、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国、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日内瓦会议是两个阵营之间的一次严重外交斗争。但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两个阵营内部意见并不一致,美、英、法之间矛盾重重,中、苏、越之间开始在许多问题上也有不同主张。 英国的殖民势力与印支毗邻,它既怕印支的民族独立与人民革命浪潮冲击它在亚洲的殖民统治;又怕美国势力大规模介入,危及它的殖民体系;还怕印支战争扩大,自己被再次卷入进去。因此英国希望印支战争早日结束。 法国已经被8年的战争拖得疲惫不堪, 国内要求结束战争的呼声不小。法国政府是想不管怎样先实行停火,喘口气再说。但在日内瓦会议之前,法国决定不放松军事努力,以便加强谈判中的地位,最后能取得比较好的条件。同时军方对即将进行的奠边府战役还抱某种乐观情绪。3月5日,拉尼埃(Joseph Laniel )总理在向法国国民议会阐述政府关于谈判的立场时,还开出了一大堆条件。 美国希望关于印支问题的讨论与朝鲜问题一样毫无结果。2月27 日,杜勒斯在他的办公室里召集会议,专门讨论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他对与会者说,日内瓦会议,尤其是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是一种“拖延性行动”,一方面是为法国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提供时间,一方面是为法国实行纳瓦尔计划准备有利的军事力量〔8〕。4月6日, 美国驻英大使奥尔德里奇(WinshropW.Aldrich )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递交一份备忘录,阐述美国对印支问题的立场,其中说:“美国参加柏林会议的代表团从法国代表团那里清楚地了解到,同意在日内瓦讨论印支问题的前提是,法国将不接受任何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将那一地区置于共产党控制下的安排。美国设想,英国……也会坚定地支持这一立场。”〔9〕4月 7 日, 国务院东南亚事务司的邦斯尔(Philip W.Bonsal)、政策设计委员会的斯蒂尔(Charles C.Steel)、西欧司的麦克布赖特(Robert H.MacBright)拟就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说,美国派工作小组出席日内瓦会议是为了支持法国,使其不致在会议上采取一种直接或间接地意味着印支落入共产党之手的立场。美国要在会上“通过揭露共产党的真正立场来帮助法国政府顶住国内的压力”〔10〕。由此可见,美国根本没有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协定的诚意,反之,美国参加会议就是为了阻止法国作出必要的让步,就是为了使会议不欢而散。 美国希望法国不管奠边府战役的结果如何都继续坚持下去。4 月24日,杜勒斯、艾登、法国外长皮杜尔(Georges Bidault )在法国外交部讨论印支局势。杜勒斯提出,如果法国能够保证,在奠边府陷落以后,他们仍将继续战斗下去,美国就立刻着手组织整个印度支那地区的防务。但法、英对杜勒斯的建议都不热心。皮杜尔强调了奠边府陷落的灾难性后果。英国也表示不能承担任何义务。杜勒斯还曾数次游说艾登,艾登都表示不能承担军事义务。美国组织西方三国联合阵线的打算告吹〔11〕。 杜勒斯对英、法的这种态度极为不满,却也无计可施。5月2日,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见出席参加讨论朝鲜问题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代表。关于印支问题,他颇为悲观地表示,印支现今的状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法国没有及早将问题置于正确的政治基础之上。让西方国家到这里来帮助法国维护它的殖民统治自然不可能得到亚洲国家的支持。皮杜尔极度沮丧,一筹莫展,实际准备无条件投降。至今谁也没有想出什么办法能挽救形势。分治是不可取的,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共产党向南方的大规模的渗透。如果分治,如何保持南方不被共产主义化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如果现在举行选举,共产党大概会获胜。西方的谈判地位是不令人鼓舞的。他还抱怨说,现在在美、英、法三国之间没有一致意见,没有共同立场,甚至没有交换意见〔12〕。杜勒斯预感到他在会议上将处于十分被动孤立的地位,便于5月3日,会议即将开始讨论印支问题前夕,离日内瓦回国,由副国务卿史密斯(WalterBedell Smith)率美国代表团继续参加会议。 另一个根本反对日内瓦会议的当事者是越南国的保大政权。他们担心,法国会在没有向越南国提供相应政治保障的情况下同意结束战争,他们还担心美国会对越南撒手不管。他们希望会议失败,而在联合国安理会内解决越南问题,因为美国和仍然窃踞着联合国内中国席位的台湾当局的否决权可以保障他们的利益,排除苏联的任何不能接受的建议〔13〕。 中、苏、越三国之间也并非完全意见一致。苏联当时愿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倾向于在印支达成和平协议。但以范文同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对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估计过高,对越南的革命形势过于乐观,对印支问题的解决抱有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这主要表现在越南双方的军事分界线问题以及柬、老问题是否与越南问题一起解决这两个问题上。这也是会议上反复讨论的两个主要问题。 中国在确定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方针时考虑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美国可能的干涉及由此引发的再次中美军事冲突。中国方面看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经过数年斗争虽已扭转劣势,转入主动,但这并不表示它在战场上已占压倒优势。实际上,越盟虽已控制大片土地,但敌方占领的范围尚较大,控制着几乎所有大城市、主要战略交通线、海港、重要经济区域,而且双方控制区犬牙交错。如果法国果真打不下去,美军介入战争,中国又将以志愿军名义出兵参战。可是出兵印支比出兵朝鲜要困难得多:越南与中国工业中心东北相距数千公里,只有一条铁路相连,如大军参战,后勤供应不好解决。如果中国在越南再打一仗,势必大大影响国内刚刚开始的经济建设。因此中国总的构想是,尽一切努力达成某些协议,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14〕。 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历时两个半月,先后举行了8 次全体会议,23次限制性会议,双方军队的代表也举行了多次谈判。会议大致可分三个阶段:5月8日到6月19日;6月20日到7月17日;7 月18 日到21日会议结束。会议由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与英国外长艾登轮流担任主席。 在5月8日的第一次会议上,法国外长皮杜尔首先提出了一个很不象样的停火建议。他关于越南的建议包括:双方正规军集结于会议指定的地区;除维持秩序必须的警察外,其他战斗部队都应复员;立即释放战俘和被拘禁的平民;由国际委员会监督上述条款的执行。他关于老挝和柬埔寨的建议主要包括:“入侵该两国的越盟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一律撤出”;由该两国政府将既不属于军队也不属于警察的武装力量复员〔15〕。皮杜尔的建议完全不提印支问题的政治方面,显然不能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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