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几十年间，被称为“新帝国主义”时代，以别于18世纪之前以重商主义、兼并主义为特征的老殖民主义。当时，英帝国统治着地球上1／4的土地和人口，势力、影响皆处于鼎盛；而1867年成立的加拿大自治领，是英帝国内部第一个拥有内政独立权的特殊领地，享有不完全国家地位，被称为“帝国的长女”。加拿大在帝国内占有重要地位，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帝国的理想，然而，她在不断宣称对母国忠诚的同时，又一步步背离母国的愿望，直至脱离帝国的框架，取得完全国家地位。本文将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方面来探讨这一过程。
    一、“忠顺的女儿”和“加拿大第一”
    新帝国主义时代，英国从文化使命的角度重新定义了帝国主义，正如卡那封伯爵1878年所说，“我们的责任在于向他们传播明智的法律、优秀的政府以及组织良好的财政”，“我们的责任在于向他们提供一种体系，以使最谦卑的人可以与最伟大的人平等地享有不受压迫的自由”。（注：C·C·埃尔德里奇：《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主义》 （ C.C.Eldridge,Victorian Imperialism）， 人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页。）英国人试图表明，帝国主义已不再是18世纪那种掠夺性的殖民主义，它对母国意味着光荣的责任、崇高的理想；对殖民地意味着接受许多美好的事物。因此，英国人几乎可以不加思索地推断，殖民地应对母国感恩戴德、永世忠诚。作为帝国长女的加拿大，当然也应处于忠诚的感激者之列。
    英国确实从加拿大那里听到了不少忠诚的表白，比如，1898年加拿大政府曾发行一枚邮票，上写“我们拥有一个从未见过的大帝国”，（注：基思·罗宾斯：《一个大国的衰落》（Keith Robbins,The Eclipse of a Great Power,Modern Britain 1870-1975），朗文1983 年版，第18页。）毫不掩饰对帝国及作为帝国一员的自豪感。此外，自治领从未提出过独立的要求。而最让英国感到心满意足的是1891年加拿大大选，麦克唐纳领导的加拿大保守党坚决抵制一股与美国合并的思潮，他说：“我生为英国臣民，死为英国臣民。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以最后一口气，来反对‘隐蔽的谋反’--试图用肮脏的手段和提供金钱来诱使我国人民背弃忠诚。” （注： 乔治·洛克编：《加拿大联邦的缔造者》（George H. Locke ed., Builders of The Canada Commonwealth），弗雷波特1967年版，第200页。） 所有这一切让英国对加拿大的忠诚深信不疑，流行一时的说法是把加拿大视为“忠顺的女儿”。
    然而，事实并非这么简单，加拿大在表示忠诚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日益明显的民族主义情绪。她对英国政府宣称：“加拿大拥有行动与否、干涉与否，或做其所高兴的一切的自由。”（注：C·C·埃尔德里奇：《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主义》，第231 页。）这真让英国人困惑不解。英国看待帝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恰如英国人J·A·法雷尔1885年说的那样，“是一方为宗主而另一方为封臣。为什么我们应当让出我们的最高霸权地位……没有下属殖民地，何来帝国？”（注：R·G·莫里斯、堂·欧文：《帝国梦与殖民地现实》（R.G.Moyles and Dong Owran,Imperial Dreams andColonialRealities --BritishView ofCanada），多伦多1988年版，第18页。）这就是说，英国人仍认为殖民地是从属于帝国的--这与老殖民主义并无本质区别。而按照19世纪末通行的理解，民族主义等同于民族独立，英国人不理解忠于帝国的加拿大怎么会有这种不忠的感情。然而加拿大人并不这么看待帝国。自治领首任总理麦克唐纳早就说过，加拿大应“成为英国的右臂，成为帝国强有力的辅助者”。（注：乔治·洛克编：《加拿大联邦的缔造者》，第162页。）左膀右臂显然与单纯的殖民地、附属国不同， 她有自身的利益，并且认为优先考虑自身利益并非不忠行为。这种优先考虑加拿大利益的作法，被称为“加拿大第一”。
    正是对帝国内部关系的不同理解，使得帝国的愿望与自治领现实之间发生偏差，这突出地体现在帝国联邦计划引起的冲突中。英国人认为，设立强有力的帝国机构可以防止帝国分裂，所以大肆鼓吹帝国联邦。这个政治计划从1884年开始推行，主要是打算在伦敦设中央代议机构，借助保护性关税把英国及其领地建成为一个整合体。然而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遭到了以加拿大为首的殖民地和自治领的反对。加拿大认为，英国只是想维护其最高霸权，就像不久之后一位加拿大记者说的那样，英国人希望用“一个设在首都的中央集权机构--罗马人的计划加以调整”（注： 马克斯·贝洛福特：《不列颠自由帝国》（MaxBeloft,BritainLiberal Empire 1897-1921），麦克米伦1987年版，第143页。）来控制各个殖民地。英国人是不会承认殖民地在管理帝国事务上拥有同等权力的，这对于已获得一定自治权的加拿大而言无疑是一种倒退。在1887年之后的历次殖民会议上，加拿大皆反对英国一系列旨在加强帝国联系的政策，为自身利益考虑的倾向十分明显。
    一再宣称自己是英王忠诚臣民的加拿大带头瓦解帝国联系，让英国人费解。而把自己看作是英国同盟者的加拿大人，虽满足于与帝国的现存关系，却反对集权化的帝国控制。加拿大人所理解的帝国主义，是希望自治领在帝国内扮演重要角色，并在制定帝国政策时有她的份。而所谓民族主义，是希望她通过避免更紧密的帝国联系来获得更大的自由处理对外事务的权力。（注：J·M·S ·卡尔利斯：《加拿大：挑战的历史》（J.M.S.Careless,A Story of Challenge），麦克米伦1970 年版，第273页。）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不矛盾，甚至是统一的， 其着眼点都是加拿大，即“加拿大第一”；而其前提又都是帝国的存在，即加拿大的发展应在帝国的框架内。因此，加拿大的政治现实更为准确的表达是：帝国框架内的加拿大第一。所以，加拿大可以一面对帝国效忠，一面又发展自己的民族特性。帝国框架内的加拿大第一，这种特殊的自治领政治状况让英国人担忧。当加拿大还比较弱小时，她对殖民地地位不会不满；而当20世纪来临，加拿大开始迅速发展时，她还会自愿保留在帝国框架内吗？这样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比如在殖民会议上，加拿大就多次抗议被称为“殖民地”，而声称“加拿大是一个国家，加拿大是自由的”。（注：加拿大总理洛里埃语。肯尼思·麦克诺特：《企鹅加拿大史》（Kenneth Mcnaught, The Penguin History of Canada ），企鹅1989年版，第106 页。）无论英国人如何希望加拿大是帝国忠顺的女儿，自治领却总是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这种冲突不仅是个政治现实，也贯穿于帝国与自治领的经济和文化现实之中。
    二、希望之地和“加拿大世纪”
    19世纪末，英国投资者将大量剩余资本投向海外帝国，并期待着获利。同时，大量移民怀着各自的憧憬奔赴殖民地，希望在那里开拓更广阔的前景。
    根据英国人的看法，加拿大是一块充满机遇的希望之地。自治领建立后不久，便制定了三项国家政策：向西部移民；建立横贯大陆的全加拿大铁路；实行保护关税。除保护关税对英国进口货物实行高关税而受到母国指责外，另两项政策均引起了英国人的兴趣。加拿大作出修建工程浩大的跨州铁路决定时，年收入不到2000万美元，（注：A·R·M ·洛厄：《加拿大史：从殖民地到国家》（A.R.M.Lower, A HistoryofCanada:Colony to Nation），麦克莱兰1977年版，第361页。）严重缺乏资金，这让伦敦金融市场拭目以待。随着自治领向西部拓展，加拿大政府希望建立起居留地。为了吸引移民，政府于1872年颁布了土地法案，规定：每一移民缴纳少量登记费，即可申请占用单位地段的1 ／4 即160英亩；3年后，如果缴足移民税，他对宅地就可以取得所有权。（注：唐纳德·克赖顿：《加拿大近百年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页。）该法案长期沿用。到19世纪末，有了较大发展的加拿大西部深深吸引着英国人。1897至1912年间，961，000名英国移民来到了这块希望之地。（注：埃德加·麦金尼斯：《加拿大政治社会史》（EdgarMcInnis, Canada: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多伦多1959年版，第389页。）
    然而，希望之地并没有完全满足帝国的希望。
    1880年，加拿大准备建跨州铁路时，大干线铁路公司、太平洋铁路公司均参与竞争，并都希望从英国那里得到资金。伦敦金融市场支持前者，因为该线路从50年代后期就开始修建，其资金大部分来自英国，工程多由英国公司承包。但加拿大政俯倾向后者，因为加拿大需要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铁路，而大干线铁路的股份多由外国人持有，并且有一段线路从美国境内通过。不过，太平洋铁路虽符合加拿大的要求，但根据其修建计划，铁路要穿过大片荒地，不但筑路成本惊人，以后也很难指望收益。伦敦金融市场认为加拿大政府不顾收益的抉择是其经济民族主义的体现，因而很多投资者拒绝下注。
    太平洋铁路的修建困难重重，但只有铁路完成，才能吸引移民奔赴西部，并使东、西部产品互通有无，从而促进全国的发展，正如总理麦克唐纳所言，“直到这项伟大的工作完成，我们的‘自治领’才不仅仅是一个地理表达。”（注：J·M·S· 卡尔利斯：《加拿大：挑战的历史》，第167页。）因此，加拿大政府不遗余力地支持铁路建设， 提供大量财政、人力支援，1885年，铁路比原计划提前5年竣工。 大干线铁路公司损失惨重，大失所望的英国投资者把获取利润希望的破灭归咎于加拿大政府的忘恩负义，正像有人指责说的，“最近他们对大干线铁路的股东们展示了这种忘恩负义。”（注：R·G·莫里斯、堂·欧文：《帝国梦与殖民地现实》，第155页。）在跨州铁路问题上， 反映了帝国利益（投资者）与加拿大民族利益的冲突，而加拿大选择了自身的利益，背弃了母国的愿望。铁路建成后，自治领东部和西部连成一片，经济日见好转。1896年，政府大肆宣传向西部移民，以吸引英国移民前来。
    许多英国人抱着可以获得更好的报酬的想法移民加拿大，他们主要是一些熟练工人、农场主、无技术的仆役和劳工。而加拿大想要的，却如内政部长西夫顿所说，是“穿着羊皮外套的高大健壮的农民，生长在泥土上，其祖先世代务农”。（注：拉姆齐·库克：《加拿大：现代研究》（Ramsay Cook,Canada: A Modern Study），多伦多1977年版，第158页。）显然，英国移民和加拿大的要求不尽相同。的确， 加拿大还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来自工业国度的英国移民很难适应。一个负责移民工作的加拿大人曾公然表示对英国人劳动能力的怀疑，他说：“我无法对他们评价很高……我认为，他们务农的水平不如当地长大的男孩们。”（注：达夫妮·里德编：《一战与加拿大社会：一段口述史》（Daphne Read ed., The GreatWarandCanadianSociety: An Oral History），多伦多1978年版，第75页。）失业成为许多英国移民不可避免的遭遇。更让他们不满的是来自欧洲其他国家几十万移民的竞争。从东欧农业国度来的移民，特别是乌克兰、加里西亚等地吃苦耐劳的农民，最适合加拿大的需要，他们占据了大量农业就业机会。
    英国人在城市里找工作的情况也未必很好。一个移民后裔回忆他父亲当年找工作的经历时说：“他一整天都走在大街上想找个工作，但他能看到的一切便是挂在橱窗上的牌子：‘英国人不必申请’。”（注：达夫妮·里德编：《一战与加拿大社会：一段口述史》，第76页。）这不仅仅是对英国人效率的怀疑，也是对英国人的傲慢和优越感的不欢迎。不适应新环境和不受欢迎的优越感，使得英国移民们的处境普遍不佳。有个移民曾说过：“在多伦多，也许是整个加拿大，最失落的灵魂可能是白种盎格鲁-撒克森人，或者特别是英国人。”（注：达夫妮·里德编：《一战与加拿大社会：一段口述史》，第76页。）加拿大并不是一块希望之地。
    不能说帝国的愿望完全落了空，因为许多勤奋务实的英国移民融入了加拿大社会，获得了应有的成功。同样，铁路投资虽不成功，但获利的希望仍使大量英国资金涌入自治领，提供企业财源，修建城市设施，购买农业机械。加拿大飞速发展，工业进步，人口增长，小麦丰收。世纪之交，洛里埃总理自豪地说：“19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0世纪将是加拿大的世纪。 “（注：J·M·S·卡尔利斯：《加拿大：挑战的历史》，第301页。）繁荣的加拿大已经产生出更加自信的民族精神。
    三、不列颠种族和多元文化
    种族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曾盛极一时，并融入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之中。殖民主义者罗得斯多次说过：“我们碰巧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种族，拥有体面、正义、自由、和平这些最高理想。”（注：伯纳德·波特：《最大的一份》（BernardPorter, TheLion‘sShare: A Short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1983），朗文1984年版， 第134 页。）不过，英国人所指的“种族”，更多的是指一种文化的共同体。英帝国极盛之时，不列颠种族在文化上的优越和进步，在整个英语世界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英国人希望，主要由英裔移民构成的加拿大能保持为一个不列颠种族的北美。
    达成这一点，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英裔加拿大人对于不列颠文化优越性的认同--这一点毋庸置疑，总理麦克唐纳多次代表加拿大人宣称，“现在已经在盎格鲁-撒克森家族中确立起来的伟大道德准则，将传遍整个文明世界”。（注：乔治·洛克编：《加拿大联邦的缔造者》，第163页。）第二个条件则是占总人口1／3 的法裔加拿大人对帝国忠诚。英国人认为自己允许宿敌法国人的后裔保留他们的宗教、风俗、语言和法律，证明英帝国诚如当时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所说：“包括许多不同民族却不压迫他们，因而是实现道德职责的最佳典范。”（注： W·L·莫尔顿：《加拿大特性》（W.L.Morton: TheCanadianIdentity）， 威斯康星1972年版，第112页。）因此，英国人相信法裔加拿大人会忠于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