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裔加拿大人的反应似乎证明了母国的愿望不是无根据的。洛里埃作为第一个法裔加拿大总理,接受了维多利亚女王的骑士封号,并多次充任帝国的捍卫者。而另一个法裔加拿大人勒缪克斯在一次演讲中称法裔人“以参与英帝国所承担的在全世界促进和平与进步的伟大工作为自豪”。(注:乔治·洛克编:《加拿大联邦的缔造者》, 第261页。)然而现实往往不像母国的愿望那么简单,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主义已日益明显,英、法两个民族的冲突改变着自治领的面目,最后又冲击了与帝国的关系。 1885年,政府镇压并处死半法国血统的印第安酋长里埃尔。此人发动了维护本族文化特性的起义,从而引起法裔人的民族情绪。法裔人梅西埃提出了构成日后法裔加拿大人民族主义的两个最主要问题:(1 )关注魁北克省以外的法裔加拿大人的利益;(2 )反对由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提出的关于英帝国的新构想。(注:拉姆齐·库克编:《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主义》(Ramsay Cook ed., French-CanadianNationalism),多伦多1969年版,第25页。) 梅西埃不仅致力于保护法语区的文化,而且把矛头指向英帝国。以英裔人为主的联邦政府采取了克制态度,怕引起分裂。麦克唐纳说:“这个国家内没有主要种族,也没有被征服的外族。我们都是英国臣民。”(注:A·R·M ·洛厄:《加拿大史:从殖民地到国家》,第143页。) 这种妥协的态度奠定了未来联邦民族政策的基础。 里埃尔之死引起的波动尚未结束,又发生了马尼托巴学校问题。马尼托巴省政府在一些极端的英裔民族主义者的鼓动下,取消法语的合法地位,并成立非教派公共学校体制。在法裔人的坚持下,中央政府颁布法案规定:只要有一定数量信奉天主教的学生家长要求,就可以聘请天主教的教师。讲课可以按“两种语言制”进行,可以用英语和法语,或者用英语和学生的其他母语讲课。(注:唐纳德·克赖顿:《加拿大近百年史》,第127页。)马尼托巴法案具有决定性意义, 它确定了法裔人的宗教、语言权利。语言、宗教是帝国理想的重要部分,法裔加拿大人的胜利和英裔加拿大人的妥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帝国种族理想的失败。尽管这一系列冲突是发生在法裔加拿大人与拥护帝国理想的英裔极端分子之间,但与帝国并非无关,而且影响着加拿大与帝国的关系。 法裔加拿大人在维持自己在联邦内的权力时,认为只有政府放弃种族偏见,两个民族才可以共存。同样,只有帝国让他们维护传统与自由时,他们才会回报忠诚。但如果帝国鼓吹不列颠种族的优越,法裔加拿大人又将处于何种位置呢?正如当时的法裔民族主义者布拉萨指出的:“只要大多数加拿大人有两个国家,一个在这儿,另一个在欧洲,民族统一将只是一个神话,并将成为兄弟阋墙的根源。”(注:拉姆齐·库克编:《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主义》,第29页。)为了保证加拿大的统一,必须放松与帝国的联系。 当英国推行帝国联邦计划时,曾把它视为“全世界不列颠种族之间联合的最强有力纽带”。(注:保罗·肯尼迪、安东尼·尼科尔:《英国和德国1914年之前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运动》(Paul Kennedy andAnthonyNicholl, NationalistandRacialistMovementsinBritain and German Before 1914),牛津1981年版,第193页。) 这种明显的种族主义让加拿大政府不敢赞同,唯恐国内因里埃尔之死而激起的法裔民族情绪进一步高涨。布尔战争爆发后,英国要求加拿大出兵,由于南非的种族状况与加拿大颇为相似,占多数的英裔人进攻少数荷裔布尔人,这让法裔加拿大人坚决反对出兵。身为法裔却又忠于帝国的总理洛里埃左右为难,最后采取折中方式,派一支由英裔人构成的军队参战,但军队指挥权归加拿大而非归英国。 一战前夕,加拿大的二元文化特色已占据主导地位。不列颠种族文化未能同化另一种族,这并非英国人的希望。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欧洲移民涌入加拿大,他们要求与法裔居民同样的语言、宗教、教育、文化的权利,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由于有法裔加拿大人的先例,故而加拿大政府不得不妥协,这就为日后多种语言、宗教的多元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础。 英国人鼓吹不列颠种族在文化上的优越,希望整个帝国都以之为楷模,而加拿大最终放弃种族理想,形成二元文化,又向多元文化发展,考虑的仍是加拿大的利益。并且,这种二元性、多元性成了加拿大的重要个性,正如法裔加拿大人布拉萨指出的,“两种民族语言和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的保留与发展,非但不是加拿大进步的障碍,反而构成了最有力的因素和我们最大的民族遗产。”(注:拉姆齐·库克编:《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主义》,第29页。) 四、共同属性和加拿大个性 作为鼓吹新帝国主义主力军的牛津大学学者约翰·西利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大不列颠的确存在,那么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我们而言就如同肯特和康沃尔。”(注:T·O·劳埃德:《1558-1983年的不列颠帝国》,第228页。)这句话包含了太多的东西。 帝国主义者的最高希望,便是“关注这个世界形成英国的、而非他国的面貌”。(注:马克斯·贝洛福特:《不列颠自由帝国》,第40页。)当英国人希望加拿大成为帝国忠顺的女儿、移民的理想目的地,不列颠文化在那里占优势时,便包含了一种综合的希望:加拿大在本质上保持英国的社会特征,成为母国的翻版,即肯特和康沃尔。英国希望自治领能与母国形成一种超越距离、疆界的共同属性,只有这种共同属性存在,帝国才能真正长存。 加拿大在传统上是属于英国的。在政治体系上,她的政府和宪法几乎是英国的翻版;在经济上,英国的资本、人力、技术长期支持她的发展;在种族和文化上,几乎2/3的居民是英裔新教徒,教育系统则完全模仿英国,政府提倡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按理说,这样一个社会,保持其英国特性应该是必然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英加两国地理远隔、经历悬殊,因而加拿大社会表现出了不同于英国的特征。 加拿大社会的第一个特征是平等、民主。这首先表现为各民族的平等。加拿大业已形成二元文化,她使用两种官方语言;此外,她还在向未来的多元文化格局发展。这种民族平等包含着多种语言、宗教、风俗的平等性、合法性,也包含着英国社会绝对没有的文化多样性。 平等、民主的第二个表现是社会各阶层的相对平等。不可否认,加拿大社会存在着贫富不均,但却不存在旧大陆上那样深刻、根深蒂固的社会差别。一战初期,一个到英国的加拿大士兵说过这样一番话:“在英国……存在着非常分明的阶级差别、阶级障碍--我还认为这些东西早就没有了呢,而且我认为没有这些东西是件非常好的事。”(注:达夫妮·里德编:《一战与加拿大社会:一段口述史》,第124页。) 这番话表明,英国社会存在的阶层差别在一战前夕的加拿大已很不明显,而且加拿大人已在心理上习惯了这种社会状态。加拿大是一个移民社会,艰苦严酷的生存环境往往把各国移民的社会差别淹没在生存斗争中,而移民成分主要是社会的中下层,也冲淡了社会地位的差别。此外,由于自治领劳动力奇缺,对劳动者的尊重也随之提高,这也减弱了社会差别。比如雇用仆役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十分常见,往往代表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而在加拿大,家庭仆役很少见,只有少数人才雇得起仆人。而且,一个加拿大人指出,对仆役的歧视虽然存在,“但我认为不像旧世界那么严重”。(注:达夫妮·里德编:《一战与加拿大社会:一段口述史》,第165页。) 平等、民主的第三个表现是妇女地位的提高。作为移民社会,加拿大的女性人数一直少于男性,妇女相应得到更多的尊重,地位比英国妇女要高一些。1882年,单身妇女和寡妇已在市镇一级选举中获得投票权,而“已婚妇女财产法”在加拿大的出现也要早于英国。加拿大始终没有出现过像后来在英国出现的那种激烈汹涌的女权运动,其中原因就在于这里妇女地位相对较高。(注:A·R·M ·洛厄:《加拿大史:从殖民地到国家》,第416页。) 加拿大社会的第二个特征是简单、缺乏较高的文化。这里仅有少数几个城市拥有高等教育团体,没有出现过伟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连加拿大人自己都慨叹道:“加拿大的船只,满载着加拿大工业品,几乎漂流在所有海域。但有多少外国人知道加拿大人的思想和学术成就呢?”(注:卡尔·克林克编:《加拿大文学史--加拿大英语文学》(CarlF.Klinck ed.,Literary History of Canada--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多伦多1976年版,第1卷第217页。)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因为加拿大是一个殖民社会,其宗教、文学、科技都来自于外部,有原创力的文化在这种环境下成长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移民大多来自中下层,在母国有市侩背景,当他们来到殖民地后,很少对高深的艺术感兴趣。当时著名的《加拿大月刊》停刊时,创办人曾列举了很多条理由,其中一条是“我们的人民对更高一层文学的冷漠”。(注:卡尔·克林克编:《加拿大文学史--加拿大英语文学》,第218 页。)这与产生过辉煌文化并对自身文化充满自豪的英国人不同。 加拿大社会的第三个特征是务实、物质主义。物质追求成了社会上超越一切的价值,对南邻美国的富裕的崇拜几乎存在于所有人头脑中。加拿大人德拉蒙德1900年用俚语写成的打油诗描写了很多人渴望到美国赚钱的心理:“我要去美国,立刻去美国/呆上十到十二年,终究会发财/挣上一大笔,然后回家乡……”(注:A·R·M ·洛厄:《加拿大史:从殖民地到国家》,第411页。)对金钱的追求与实用主义并存,这使其他一切都无所谓。1912年一家周刊描述了加拿大学生的这种务实态度:“他们用学欧氏几何的方法来学文学……他们想的是通过录取考试、进大学,得B、A的成绩。”(注:R·G·莫里斯、堂·欧文:《帝国梦与殖民地现实》,第224页。)之后,自然是去挣钱。 这种务实的态度也反映在政治上,只要帝国不妨碍加拿大的利益,不与加拿大发生冲突,加拿大仍将拥护帝国。 这就是加拿大的个性。当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形成自己的个性以及感情、心理时,这个社会与民族实际上已经开始走向成熟。无论英国人如何希望加拿大是肯特或康沃尔,她都已不是另一个英国了,而是一个迥异于母国的北美民族,她与母国的愿望之间的差距拉大了。 一战之后,加拿大逐步取得完全自主权,1931年,英国通过《威斯特敏斯特法案》,使加拿大获得了完全的国家地位,这是自治领在帝国鼎盛时期逐步背离母国愿望的必然结果。 英国对帝国的愿望,反映了这样一种心理:帝国的稳定与长存是理所当然的。因此,英国把自治领视为一个殖民地,并希望她永远是一个从属于自己的殖民地。这种心理代表的是一种向后看的殖民主义观念,即视帝国为一个主权国与其附属国的整合体。 加拿大作为帝国内部第一个享有自治权的自治领,是帝国内发展最充分的地区。她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享有一定自治权,远在18世纪就已经打下了二元文化的基础,土生加拿大人对“故国”的感情已然淡薄。英帝国趋于鼎盛的同时,自治领飞速发展,再也难以赞同以帝国利益为首位的简单推理了。这个走向成熟的新兴民族,立足自身利益,将帝国视为一个平等同盟者的结合体。因此,她一面不断表示忠诚,一面又一步步背离母国的愿望,直至完成取得国家地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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