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要说这个话呢？因为在古史辨派最盛行的时候，王国维先生就有批评。这一点因为过去大家不太清楚，不太清楚的原因，就是由于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那个讲义《古史新证》流传太少了。虽然书有过赵斐云赵万里先生影印的一个本子，玻璃版的，可是当时一共印了100本，除了极个别人，没有人看过。现在清华大学已经把这本书重新出版了，人们可以看到他对古史辨的批评，我们也可以印证他的几位学生是怎么转述他对古史辨的批评。以我个人的妄断，揣测王国维先生所以取名叫《古史新证》，也跟《古史辨》之名有关。这是我个人的揣测。因为你叫《古史辨》，我就叫《新证》，正好是一个补充。不过这是后辈的揣测，未必可靠。
    但我个人认为，这个不一致是相辅相成的。王国维先生对于古史辨的成绩，在《古史新证》里也是给予充分肯定的。另一方面，现在从《顾颉刚先生年谱》可知，王国维之所以能够进清华，也是顾先生的推荐。这件事我们谁也不知道，因为过去都知道王国维进清华是胡适推荐的，由胡适来推荐王国维是比较合适的。顾颉刚先生当时是晚辈，很年轻，居然能给胡适写信推荐，那真是宽宏大量。我们可以看到顾先生的风度。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对疑古思潮有什么议论，如果顾先生在世的话，我想他也不会太见怪的。
    这里已经谈了《古史辨》与《古史新证》，我想还有一个应该提的口号，就是“古史重建”，它是现代考古学最早的奠基人李济先生提出来的。李济先生在美国哈佛是学体质人类学的，可是他回来以后实际上做考古。他是我国第一个真正开始进行科学发掘工作的中国人，那是1926年，在夏县西阴村。我们现在从材料看，他和王国维先生是有合作的。他刚从西阴村发掘出的材料，王国维先生就来看了，然后他们进行了很多讨论。对之，他的弟子，还有当时的材料记载，都非常明确。李济先生，在几年以后这段时间里面，也就是他刚到中央研究院来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的时候，就提出来了我们要“重建古史”。
    他写了好几篇文章，一直到50年代，他还写了文章，1954年发表了《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他所谓“重建古史”，在我今天看起来的话，他的思想就是以考古学为主来重建中国的上古史。所以最后，在他的倡议之下，台湾出了一套《中国上古史》，大家看到那本书了，有四大本。《中国上古史》待定稿第一卷就是李济先生主编的。
    关于古史重建，它的基本思想就是用考古学来重建历史。这个思想在我看，正好是由于疑古思潮的结果。因为疑古思潮对于那些文献的东西已经否定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主要可依据的就是考古学。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和古史辨派、《古史新证》是相辅相成的。所以，看到这一点以后，我就想起夏鼐先生在文章里写的一句话，他说疑古这一派为考古在中国的发展开了路。因为大家以前不觉得考古重要，因为中国的古器太多了，中国的古史是现成的，要你们考古干什么？所以是疑古思潮为考古学开了路。当然，王国维先生的《古史新证》，以其“二重证据法”，从理论和方法上为现代考古学奠定了基础。
    四
    最后一点，我要说的就很简单了。现在大家都说已经看到二十一世纪的曙光了，我们这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听了就觉得可怕。可是时间是不能阻挡的。那么，在现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对于过去一段二十世纪学术史，应该进行总结和评价，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从新的材料、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高度，站在新的历史背景之下，整个学术史确实有重写的必要。重写学术史应该特别包括续写和新写二十世纪的学术史。像胡适先生、顾颉刚先生、钱穆先生等等上一代的学者，他们的著作都有研究清代学术史的部分。梁启超从1923年，在南开和清华就讲《清代学术概论》，后来又有一本书叫做《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当时做这个，因为处在清末民初、二十世纪的开始，就有总结前一段学术的必要。我们今天不能像他们那样再去把重点放在清代，因为清代离我们已经远了。清代讨论的一些问题，什么今古文这一类的问题，离我们比较远，那是上一代的事。跟我们最接近的是二十世纪学术史。而今天提出来的关于疑古思潮回顾的问题当然应该是二十世纪学术史里的一个中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