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略的军事改革在罗马历史上造就了第一个归将领个人所有的专业军团，从此在公民与士兵之间便出现了一道鸿沟。士兵开始以金钱和土地为索价，向野心勃勃的将领拍卖勇敢与忠诚。当交换原则被引进军队的时候，军事活动的高尚目的便变得无足轻重，只要有利可图，士兵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替将领们去卖命，而不在乎是劫掠国库还是屠杀同胞。对于罗马这样的军事大国来说，军队中的卑劣行径往往最集中地体现了整个社会的堕落。屋大维以后，罗马军团中的法纪已荡然无存，各种旨在敲诈勒索的陋规纷纷出台。例如士兵请假外出时向百人团长馈赠的小费逐渐变成固定的捐税，为了缴纳这笔税金并拥有可供挥霍的款项，士兵们一离开军营，往往就干起小偷小摸和拦路抢劫的勾当；而当他们返回军营并发现自己仍一贫如洗时，便开始密谋要挟将领或参与兵变。士兵的骄横常常迫使皇帝作出巨大妥协，奥托和维提里乌斯就曾先后下令由国库替士兵向百人团长支付“请假费”。（注：塔西佗：《历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1；38、49页。）过去是执政官听命于元老院和人民，现在的情形恰好倒过来：元老院服从皇帝，皇帝则听命于士兵。到了帝国后期，罗马士兵实际上是一群无业游民和无赖，国家命运由这样一些人来决定，表明了文明的衰败已达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法纪的败坏、集体主义的崩溃及个人主义的猖獗必然激起整个社会的物欲，而拜金主义及享乐主义的盛行则是罗马政治腐败的最突出的特征。
    过去的罗马人虽然不排斥金钱与财富，但仍把安贫与节俭视为有道者不可或缺的品质，对于那些必须经常与金钱发生关系的公民，则要求施予高尚的手段。随着政局的变迁与法制的败亡，人们开始把发财致富与尽情享受当作唯一的人生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惜诉诸最卑劣的手段。共和末期开始流行的卢克莱修庸俗唯物主义到了屋大维时期更加深入人心，御用诗人荷拉斯就曾明确地表达了一般罗马人对于物欲与快乐的追求：贞洁、真理或任何其他我们过去认为是善行的东西，如果不能有效地消除痛苦和带来愉快，那么它们就不是善行而是恶行。（注：William EdwardHartpoleLecky, M. A, HistoryofEuropeanMorals From Augustus to Charlemagne,Yol.1,New York,1872,第13-14;179页。）当时罗马世界最流行的一句格言是：“且尽生前乐，明朝未可期”。罗马作家佩特罗纽斯曾借其作品中的角色发出这样的呼吁：“世上最好的东西就是一个装得满满的钱袋和钱所能买到的酒肉歌舞”，“……我们全都是芸芸众生而已，谁也免不了要见阎王的，所以，趁现在还活着，让我们痛痛快快地活吧”。（注：M.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8、89页）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罗马社会奢侈成风，贵族阶级在消费上争奇斗艳，一掷千金。公元前22年，屋大维在《优利乌斯法》中曾对饮食上的浪费行为进行限制，但没有产生多大效力，到屋大维死时，奢侈之风更盛，人们仅在吃喝方面的高消费就足以引起黑市物价的直钱上升，因而造成市场及金融秩序的混乱。有人建议新当政的提贝里乌斯进行立法限制，却被这位皇帝礼貌地拒绝了，因为皇帝本人就是一名臭名昭著的纵欲主义者。（注：塔西佗：《编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 174-177、270-271；131；12页。）到了尼禄时代，由于皇帝身体力行的带动，人们简直是搅尽脑汁挥霍金钱和寻求刺激，一般的饮宴已显得过时，频频举行的各类赛会增添了许多新的花样，皇帝与贵族已不再甘心充当观众，他们抛掉惯例直接登台亲自扮演角色。在罗马城内，养娼纳妾达到公开化的程度，某贵族妇女甚至跑到营造官那里去申请卖淫执照。为了安慰极少数正派贵族的自尊心，元老院于公元19年对上层妇女的淫乱行为进行干预。（注：塔西佗：《编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174-177、270-271；131；12 页。）但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淫乱现象有增无减。有人估计，在“贤明君主”图拉真时期，仅罗马城就有娼妓32000名。（注：E. M.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2页。）过度的物欲使罗马人丧失了求生的本能，政治气候的变换无常更把他们弄到随意轻生的地步，连一贯注重养身的元老贵族也开始表现出一种视死如归的平静态度，如小伽图、喀西图、布鲁图及安东尼等显赫一时的人物，都先后以体面的自杀结束生存的痛苦。到了公元第一世纪，由于尼禄的鼓励，自杀便成为男性美德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受到普遍模仿。（注： RobertGarland，DeathWithout Dishonour：Suicide in the Ancient World， 见 HistoryToday，Vol. 33 ， Jan.1983。）
    罗马人的放纵也毁掉了传统的宗教信仰。从共和末年开始，宗教的道德影响逐步消失，虔敬的情感陷于灭绝，各种急功近利的迷信活动却趁机大行其道，正如哈特普勒·利基所描述的：“许多人宣称不存在任何神，或神从来不干预人的事务，却以同样的口气承认完全相信所有的预兆、占卜术、梦幻及奇迹。无数的自然现象，如慧星、流星、地震或怪异生物，都被设想为具有某种神秘的或巫术的效力，它们预示并有时影响人的命运”。（注： WilliamEdwardHartpoleLecky，M.A，History of European Morals From Augustus to Charlemagne，Yol.1， New York，1872，第13-14；179页。）最后，个人崇拜则把罗马人的迷信推向顶点。恺撒死后，人们把他的棺架当作神物运往卡皮托神庙安葬，并为他设立了祭坛。（注：阿庇安：《罗马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2；80、85；251；109-110；116；196、201、206、207；301-302、307-308、310；118；118；225页。）显然，这种做法是打破常例的，它为以后历代皇帝的神化提供了一个榜样。例如屋大维在世时就要求人们在神殿里给他竖立神像，在他死后，元老院立刻宣布他为神，并决定单独为他建造神殿。（注：塔西佗：《编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174-177、270-271；131；12 页。）迷信是理性生活的对立物，它的盛行表明了罗马社会已陷入深刻的道德危机而不能自拔。
    三
    罗马精神的毁灭者无疑正是罗马人自己。可是，罗马人何以堕落到这种地步？对于这一问题，古典作家毫无例外地从东方的风气当中寻找原因。他们认为：随着在东方作战的军团胜利归国，当地奢侈的生活习惯和不良的价值观也被带回了罗马，它们最终毁掉了罗马原有的生活方式。（注：Donald Earl，The MoralandPoliticalTradition ofRome,New York，1967，第24；17-19页。） 这种见解今天看来未免流于肤浅。外部的影响的确加剧了罗马社会的腐败，但是，如果没有罗马自身提供滋生腐败的土壤及适宜的气候，东方奢侈的种子就无从开花结果。对于罗马来说，造成这样一种土壤及气候条件的关键在农业。约翰·瓦切尔指出：“农业在帝国的经济中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因而它被看作是唯一令人尊敬的行业。在整个时代里土地是唯一安全和持久的投资形式，它为国家提供了巨量税收，这些地税满足了主要行政管理的需要，……从帝国土地中获得的地租还养活了其他的部门。”（注：John Wacher，The Roman World，Vol.2.，London &.New York，1987，第482-483；484页。）罗马人既然以农立国，土地问题自然成为最根本的社会问题，罗马史上的各种矛盾与冲突，都与这一问题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罗马人解决这一问题的传统方法就是向外扩张，在外族人的土地上安置本族的失地者。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为扩张提供了原动力，共和政体为社会的内部活力与稳定提供了政治保障，地中海区域其他文明的衰微则为罗马人的崛起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这种种因素促成了罗马文明的高度繁荣。由于战争是人们艰苦创业的主要手段，它的成功与失败直接关系到每个公民的生死存亡，作为个体的公民只有与共和国这个最大的公民集体保持高度一致，才能有望通过胜利的战争获得梦寐以求的土地。而要实现这种一致性，首先必须尽量缩小内部差别--尤其是经济上差别。据说罗马早期的立法家是把土地平均分给公民的，孟德斯鸠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只有这一点才能使人民强大起来，这就是说，造成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这一点还能造成一支精良的军队，他们每个人都能同样充分的关心保卫自己的祖国。”（注：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页。）早期罗马人那种安贫、守法、克制和勇敢的品格，即令后人羡慕不已的罗马道德，归根结底是以这种平等主义为基础的。
    但是，经济关系的发展迟早要打破平等主义的美梦。以战争的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就如同用安眠药治疗失眠症那样具在严重副作用。胜利的战争促进了奴隶制的发展，加剧了公民内部的土地兼并；而奴隶制的发展和土地兼并反过来又推动了更大规模的战争，从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显然，只有在战争与对外掠夺的步伐至少能够赶得上土地兼并的速度时，罗马的经济繁荣、政治体制及传统道德才能继续维持下去。不过，历史上既没有常胜将军，也没有常胜民族，对外战争总不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当战争的步伐滞后于土地兼并的速度时，社会矛盾便因兵源问题而受到激化：破产农民无力负担兵役，大地产主则力图逃避兵役。马略的军事改革虽然暂时解决了兵源危机，但它却直接诱发了政治危机和道德危机。这些危机因经济关系的变更而进一步加深。
    到了共和末年，地中海区域经济的发展使罗马及意大利在农业上的优势受到严峻的挑战。在过去，意大利农民世世代代以种植谷物为生，可是随着北非与叙利亚的征服，意大利的谷物种植业便趋向衰落，东方的谷物大量输入使得本地的谷物无利可图，农民们开始以种植葡萄和橄榄为主。（注：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23-224页。）然而好景不长，从公元前1世纪起， 由于行省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行省不得经营葡萄种植业”的禁令被废除之后，各地质优价廉的葡萄酒和橄榄油源源进入意大利市场，意大利农民在激烈的竞争当中一再败北， 最终不得不把土地改为牧场。 （注：JohnWacher，The Roman World，Vol.2.，London &.New York，1987，第482-483；484页。）这一方面造成大量土地的丢荒和农业的衰落， 另一方面造成了大批农村的富余人口。拉丁地区的都市化无疑也加速了这一进程。在当时的条件下，富余的农村人口只能涌入城市，他们在城市的出路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人以经营工商及其他服务性行业为生，他们当中的个别人因从事投机冒险活动而必财致富，并借助金钱的力量跻身于贵族行列，成为元老院中的“新人”。另一类人则应征进入罗马军团，成为职业军人。这些城市新成员的到来，是罗马政治与道德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因为他们既然直接来自农村，就必然会把农村的落后习气带进城市，因而引起与原有城市居民的深刻矛盾：作为新人，他们那种投机钻营的本领受到正统元老的嫉恨；作为一般公民，他们唯利是图的品质为老资格的罗马人所不齿；作为士兵，他们的散漫与贪婪则引起整个传统的罗马社会的恐惧与不安。此外，由于行省经济的发展，进入元老院成为新人的不仅有意大利人，还有日益增多的行省贵族，他们在元老院内与正统的罗马贵族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而随着罗马公民权最终扩散到行省，罗马人一贯享有的各项特权逐渐消失。旧的公民长期处在国家的特殊保护之下，这种保护体系一旦被撤除掉，严重的失落感便迫使他们铤而走险；而新的公民过去一直处在罗马的压迫之下，当压迫的绳索因体制的混乱而放松一些的时候，新公民身上长期得不到伸张的活力便自然会转换为百倍的疯狂来参与对于社会的掠夺。总而言之，在新人与旧贵族之间、地方总督与元老院之间以及行省的公民与罗马的公民之间，差别在一天天拉大，旧的平衡被打破了，新的平衡尚未建立，这就为种种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