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是中国近代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史学思想接受了西方史学以及中国的传统史学，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在近代新史学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尤其是他在输入西方史学思想的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一
    在中国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傅斯年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史学思想的形成显然与他出身书香门第和留学经历不无联系。
    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3月出生在山东聊城县，祖籍江西永丰。他从入塾开始对经史的攻读就特别勤奋，自幼打下了中国国学的根底。入北京大学以后，深得刘师培、黄侃等大师的器重，把他作为国学的继承人加以培养。他从旧国学中成长，却没有受到旧国学的束缚，他深刻地认识到旧国学的缺陷与不足，因此他对旧国学进行了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地批判。但是他并没有对其进行全盘否定。例如，对清代的考据学派，他在批判的同时，又充分地肯定了他们的大胆疑古精神和亲身实验的态度。这些认识对他后来的研究取向及其史学方法论的形成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20年他入英国留学，3年后，又转入德国柏林大学研读，留学生涯达7年之久。1923年秋，傅斯年到德国以后，一方面为西方自然科学的成果所吸引，一方面也受到在柏林学习的友人陈寅恪、俞大维等重视语言学、考据学的影响，接受了德国正统的历史学方法。那时德国的主流是历史语言考证学派，《罗马史》的作者倪不尔就颇具语言考证法的特点，还有被称为19世纪西方史学“祭酒”的兰克。兰克治史，崇尚史料，在这位德国历史学家看来，史家撰史必须掌握第一手材料，只有凭借这些可靠的材料，才能写出真正的历史，因而他笃信原始史料，主张用档案文献、活动者的记录、来往信件等来编写历史，尤其重视目击者的“最高见证”，这种说法被晚出的史家们奉为经典。兰克学派除崇尚史料、奉行史料至上之外，还竭力标榜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如兰克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的序言里就这样表白过：历史向来把为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自己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任务，本书是不敢向往的，它的目的仅仅在于说明事实发生的真相而已。直至晚年他仍坚信这一论点。
    在这一派的史家那里，历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历史学家就应该像兰克所说的清除自己的主观意识，以达到“完全的客观”。这当然是客观主义史学及其后的实证主义史家的一种幻觉，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的。
    傅斯年显然深受兰克学派的影响，他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的主要观点正是引入了兰克所标榜的“史学旨趣”。他深信历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他认为：“史的观念之进步，在由主观的伦理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他坚信在剔除了附在历史记载上的道德意义之后，由这一件件“赤裸裸的史料”就可显示其历史的客观性。于是他认为：“断断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放进去……既不可以从传统的权威，也不可以随遗传的好尚。”（注：《史料论略》，《傅斯年全集》第1册，第5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以下版本同）。）这与兰克所标榜的不偏不倚之说正相吻合。
    综上所述，傅斯年的史学思想正是中国传统的考据学理论与西方现代实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特点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把握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基本脉络。
    二
    “史学就是史料学”是傅斯年最具代表性的史学观点，也是他治史的灵魂。他认为，史料是史学的生命所系，是史学活动的宗旨，因此，有的史学专家称他为史料学的奠基人，亦不为过。他的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
    第一，高度重视史料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要扩充史料，关键在于“突破文献记载之樊篱”，应下大力气“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53页。）傅斯年有一句名言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因为历史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运用各种研究之工具，从史料中探明史实史事。他说治史“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354页。）他认为从史料中探求史实史事的真相是追求科学的真理，史学的研究任务，不能求诸经典，而应从史料中求取万事万物的真相。所以他强调收集新史料的重要性，认为西方学术之所以发展迅速，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动手动脚找新材料，随时代扩大旧范围，因此他下结论说，新材料的发现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