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20世纪前半叶世界的动荡和战后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20世纪西方史学经历了重大的危机和变迁。本世纪初，西方史学承受的主要遗产是19世纪的兰克史学。兰克史学形成于19世纪中期，它一经形成，就居西方史坛的“正宗”。它“提供了一种史学模式，直至20世纪，这种模式仍然支配着历史研究”（注：伊格尔斯等编：《兰克史学的理论和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Leopold VonRanke），前言，伊文顿1983年版，第11页。），被当代西方史学家视为19世纪西方传统史学的主要代表。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西方史学发展跨入新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兰克史学在西方史坛上的支配地位不复存在，以“年鉴学派”和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欧美各国兴起的新史学分支、被当代西方史学家统称为“新史学”的史学流派蓬勃发展。但是，兰克史学的影响并未消失，深受兰克史学影响的所谓传统史学仍是现代西方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高举着批判兰克史学的大旗登上现代西方史坛的“年鉴学派”和“新史学”，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兰克史学思想。所以，20世纪西方史学和兰克史学的关系并不是一个阶段简单地否定另一个阶段的关系，而是批判和继承的关系。本文主要目的就是阐述这种批判与继承关系。
    一
    尽管兰克在人们眼中是一个性情温和、思想保守、远离政治的学者（注：见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3分册，孙秉莹等译， 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31-232页。），但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兰克史学仍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萌芽于18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在19世纪达到高潮。浪漫主义是继启蒙主义之后出现在西欧思想舞台上的一股社会思潮。众所周知，批判旧制度、扫荡旧观念，是启蒙思想家的伟大贡献。但启蒙思想家缺乏历史感，不懂历史辩证法。在伏尔泰、休谟、罗伯逊等一批理性主义史学家看来，西欧中世纪史像“天书一样难以理解”，那是“狼与熊的活动”的时代，是“鹰与乌鸦之战的时代”，是黑暗的时代（注：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87页。）。对启蒙思想家的非历史观点，恩格斯作过深刻批判，他说：这种非历史观点把“中世纪”视作“历史的简单的中断”，“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5页。）。作为对启蒙主义思潮的反动，浪漫主义思潮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文化的民族性与特殊性，强调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反对用抽象的原则或观念评判历史（注：见张芝联：《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1-205页。19世纪后期，浪漫主义的历史观点和方法在德国被概括为“历史主义”。该词的德文为Historismus ，也释为“历史至上主义”（见《德汉词典》“Historismus”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19 世纪的资产阶级历史主义思想有两方面：在历史观上，它强调社会历史现象的独特性、个别性；在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它强调每一个历史时代只能根据其自身的发展逻辑来认识，必须设身处地地领悟历史人物的思想、意志和感情〔见《丰塔纳现代思想辞典》（ The Fontana Dictionary ofModern Thought），英国威廉·科林斯父子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285-286页〕。兰克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与此相符。20世纪以来，“历史主义”概念在西方学术界已变得十分混乱（见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何林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兰克的“浪漫主义色彩很浓”（注：转引自汤普森：前引书， 第232页。），他的历史思想和学术实践都注入了浪漫主义的精神。 兰克笃信宗教，他的历史观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他认为，历史是精神的舞台，思想的展现，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其内在的精神。他曾说过：“对古代怀有浅薄的、淡漠的、邪恶的想法的人会因为他们这些想法而受到谴责的”，“内在的精神因被轻视起而复仇。”这种内在的精神源自上帝，是神意的体现，因为“一切历史中都有上帝居住、生活，让人看得见。每件行为都证明有上帝，每时每刻都宣扬上帝的名字，但在我看来，最能说明上帝存在的就是历史的连续性”，“我的一切作为都应以显示活生生的上帝，各民族的、全世界的上帝为宗旨”（注：转引自汤普森：前引书，第232页。）。
    兰克这种唯心的、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的历史观直接影响着他对近代西方文明的认识。他的“几乎所有的史学论著都致力于探讨近代文明的兴起问题”（注：伊格尔斯等编：《兰克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导言，第36页。）。他认为，近代西方文明的诞生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现象，促使近代西方文明兴起的主要因素是近代民族国家和宗教，而两者又是结为一体的（注：见古奇：前引书，第193-194页。）。国家是历史发展的主线，但国家不是抽象的，而是“活生生的、个别性的、独特的”，国家建立在特殊的精神基础之上，或者说，国家的内涵是一种特殊精神（注：伊格尔斯等编：《兰克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第112页，并见第118页。）。谁是这种特殊精神的“载体”呢？“他常常宣称历史上的决定性因素是实干的人。 ”（注：见古奇：前引书， 第178页。）根据兰克的史学论著内容，所谓“实干的人”，是指政治、 宗教、军事、外交舞台上的上层人物，历史面貌是由这些上层人物的思想、精神决定的。所以兰克史学论著特征之一是“关于人民的少，关于君主的多”（注：见古奇：前引书，第178页。）。兰克本人也认为， 研究历史“得以会见往日的英雄豪杰”，这是“人生快事”（注：见古奇：前引书，第177页。）。
    后人常常认为兰克史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就是重视对历史资料的考证。这样理解当然不错，但不全面。兰克史学方法论应包含三方面：一是重视对历史资料的考证；二是主张如实的、个别化的描述；三是强调对历史过程和现象的“领悟”。这三点在兰克史学思想中是一个整体，而且和他的历史观有着严密的逻辑联系。既然兰克把历史视作精神活动，认为这种精神源自上帝，他也就合乎逻辑地认为历史不存在什么客观规律了。兰克关注的是特殊精神的特殊价值。兰克认为，社会历史现象是一次性的、独特的、个别性的。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历史现象做客观的、如实的、个别化的描述。兰克坚决反对根据某种理论或抽象原则概括历史。在他看来，史学之所以为史学，就在于它拒绝一切归纳、综合、概括等一般性方法，因为对历史进行归纳、综合、概括，必然有所舍弃，而精神的独特性，也即历史的内在价值只能通过史学家的个别化描述一一展示出来，归纳、综合、概括只能损害历史的内在价值。兰克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的序言中写下了一段名言：“历史指定给本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注：见古奇：前引书，第178页。）兰克此言的针对性显而易见， 实际是在宣称：史学家的理论前提和主观意图只能妨碍史学家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
    如何才能“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呢？兰克认为，首先，史学家对待历史资料必须有批判精神，对待历史著作必须详考其资料来源。他提出了一整套考证和使用历史资料的方法。他的准则是：“最接近事件的证人是最好的证人；当事人的信件比史家的记录具有更大的价值。”（注：见古奇：前引书，第179页。 ）兰克曾写有一篇著名的《近代史家批判》，对近代一批著名史学家的权威著作的历史资料进行严格考查（注：汤普森：前引书，第234页。）。 兰克要求史学家应该充分运用第一手资料，即当事人的书信、日记、档案以及其他原始文献。兰克的学术实践使他成为近代西方史坛上著名的考据大师，成为近代西方批判史学的奠基人。
    中外史学界有人称兰克史学为实证主义史学，主要根据是兰克史学的“求真”切合实证主义的要求。从兰克历史思想的整体来看，称兰克史学为实证主义史学是不妥当的。实证主义哲学创始人孔德认为，科学研究分两个步骤：一是搞清事实，即按照现象本身的样子记录现象；二是对于零乱的事实赋予“意义”，即陈述现象相互联系的规律，建构法则或模式（注：见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159页。）。孔德认为，自然科学方法与史学方法是相通的，即都应搞清事实，发现规律，因而他认为史学能够成为一门科学。兰克不否认史学是科学，但他说的科学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这一点下面再谈。兰克始终认为史学是研究特殊现象的学问，史学家的对象是特殊的精神活动，历史过程中没有支配精神活动的普遍规律，所以史学排斥自然科学使用的一般性方法，拒绝揭示规律。兰克还认为，对历史资料的考证只是搞清事实，至于潜藏在事实背后的精神，只有通过史学家的领悟才能再现出来。兰克在要求史学家对历史资料进行严格考查的同时，还要求他们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靠直觉领悟历史人物的精神活动，这样才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所以兰克在强调考证和客观描述的同时，又要求“把各种事件有秩序地组织在一起”，“公正地理解”（注：汤普森：前引书，第250页。）。 兰克的思想显然不符合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至于兰克对考据的重视，则有特定的背景。19世纪，西方史学正向职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兰克坚信史学是一门科学，是一门独立的、特殊的科学。科学以事实为基础，不能建立在预先选定的观点或理论上，所以兰克“竭尽全力求得一种方法，以便在历史中找到客观的真实”（注：汤普森：前引书，第254 页。）。不能否认实证主义对19世纪西方史学的影响，它的确推动了史学家对历史资料的考订和积累。然而，“从事实中推导出支配社会变化的普遍规律”这一实证主义的基本思想，“对于历史学家很少有、或者完全没有吸引力”（注：见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
    在史学认识论方面，兰克认为历史认识完全可以成为客观的认识。只要史学家得到可靠的历史资料，排除一切理论和主观意图的干扰，不偏不倚、冷静客观地进行描述，就能恢复历史真相。正是在此意义上，兰克承认史学是一门科学。不过他所说的科学不是探索规律的科学，而是描述独特性、个别性，展示特殊的精神活动的科学。后人称兰克史学为客观主义史学，或科学史学，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讲的。
    兰克著作等身，影响甚巨。19世纪中叶以后，德国和欧美其他国家的一批大史学家都出自兰克门下，兰克和其弟子形成著名的“兰克学派”，在西方史坛长期占据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