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肯定政治史学的重要地位，并积极推动政治史学的变革。政治史是兰克史学关注的中心，所以西方学术界通常视兰克史学为传统政治史学的代表。兰克史学的这一特点在现代西方史学发展历程中曾受到激烈批判，个别史学家甚至把对政治史的研究贬到不应有的程度。但绝大多数史学家仍肯定政治史学的重要价值。20世纪法国一批史学家曾猛烈抨击传统政治史学，费弗尔、布洛赫、布罗代尔（F.Braudel ）都认为把史学家的视野局限在狭窄的政治领域，是兰克史学的主要缺陷。然而，六七十年代以来，法国史学家研究政治史的热情又高涨起来，“政治史研究已成为史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6年第9期，第40页。）。与此同时， 现代史学家努力扩大政治史的研究领域，运用新理论、新方法，积极推动政治史研究的变革。现代史学家视野中的政治史已不仅是显要人物的意志、思想和活动的历史。他们突破政治史学与史学其他分支的传统界限，把政治史置于广阔的社会经济背景中，从新角度研究政治史。在现代西方史学中，“权力”成为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概念，“政治史研究根据权力所作的分析超出了根据‘国家’和‘民族’所作的分析范围”，“政治史由于发展为权力史而成为广泛的历史”（注：吉尔伯特、格劳巴特：《今日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 Today），美国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学会1972年版，第340-341页。）。埃尔顿这位深受兰克史学影响的当代英国著名史学家也从新角度认识政治史的研究对象。他说：“政治史就是研究公共活动中男男女女的历史。但是，政治史不应局限于对那种行为的描述上，它也应试图对这种行为加以认识。”政治史研究需要“分析各种法律、宪法和管理制度以及（通常是第二步）把握社会和经济现象，需要洞察各种观念、思想和态度，需要根据人们获取权力的途径和保护利益的要求去深刻分析政治行为的渊源”（注：加德纳：《何为今日之史学》（What Is History…… Today），麦克米伦1988年版，第70页。）。
    二战以后，西方史坛兴起新政治史学。新政治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鲜明的特征。这是战后西方史学家推动史学“社会科学化”在政治史研究领域进行的重要尝试（注：见庞卓恒主编：《西方新史学述评》第5章，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作为对新政治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的一种纠正，8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史研究又出现新趋势，它深入挖掘传统政治史学的价值，努力汲取传统史学和新史学的长处，推进政治史研究的发展（注：见刘军：《政治史复兴的启示》，《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这一切证明， 政治史研究在历史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第三，承认“个别化描述”的重要价值。西方新旧史学之争，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方法之争。兰克史学坚持的个别化描述方法，像其研究主题一样在20世纪西方史学转型过程中受到激烈批判。但新史学在大力引进计量、比较分析、心理分析等新方法的同时，却把新史学方法与传统的个别化描述对立起来。新史学甚至一度认为，历史学只有摆脱传统史学方法的限制，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然而，新史学论著中连篇累页的图表、公式，抹煞个性的群体分析，以及在定量分析基础上构筑起来的静态的历史模式，却使新史学距离实际生活越来越远，距离读者越来越远。活生生的实践、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被繁多的数据和抽象的形式化语言所掩盖。这种状况不仅受到传统史学派的批评，就连一些新史学家也对此不满，认为有必要纠正新史学的偏差。战后新史学的代表人物，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主将福格尔（R.Fogel ）认为：“不应离开传统观点来看叙述在历史学中的作用……历史叙述是对历史的综合，作为历史研究最后阶段的历史综合，不仅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还必须保持历史学的文学性。”（注：《历史计量研究法》，第71-72页。）美国新政治史学家博格（A.Bogue）认为， 新史学家不可能“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从群体行为中推导出个人行为”，所以新史学家“不必否认历史学是一门文字性艺术的思想，也丝毫没有理由解释为什么政治史学不应该即使在计量的基础上继续运用绝妙的措辞或者有代表性的例证”（注：博格：《美国：“新”政治史学》（“United States：‘New’Political History ”）， 载Journal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968年第2期。）。在这种背景下， 西方史学家纷纷反思20世纪以来对兰克史学的批判，重新认识兰克史学的价值，重新认识传统史学方法的作用。因此，70年代以来，西方史坛又出现了“叙述史复兴”的趋势。这种复兴当然不是回归传统史学，而是对传统史学的再认识，是在新的基础上对兰克史学的继承（注：关于叙述史复兴，见陈启能：《从“叙述史的复兴”看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收入《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一书，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
    综上所述，20世纪西方史学既突破传统，又继承传统。它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了重大成就，给西方史学这一古老学科注入新的活力。同时，西方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又面临着一个又一个困境。特别是随着70年代以前在西方史坛上凯歌行进的新史学暴露出诸多弊端，许多史学家的思想陷入困惑。回避所谓“一般理论”，亦即回避历史观和历史本体论，是现代西方史学各流派的共性，所以现代西方史学的“理论基础”仍然薄弱。新史学家试图通过运用“中层理论”也就是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理论以及新方法来回答历史运动中的“为什么”，但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回答“为什么”，而只是对历史中的结构和模式作了静态的归纳和描述。回避“一般理论”或许是现代西方史学家不断面临新的思想困惑的重要原因。本文开始曾指出，20世纪西方史学经历的重大变迁是本世纪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变迁的产物，美国著名史学史专家伊格尔斯（G.Iggers）和英国史家巴勒克拉夫对此有精到的分析（注：见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作为专门的知识体系，西方史学的发展还有其特殊的、学术上的传承关系。19世纪西方史学之最主要代表的兰克史学，不仅是本世纪西方史学批判的对象，也必然是其继承的对象。兰克史学的一些合理思想与方法，已融入现代西方史学，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