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和战后新史学家用自己的学术实践证明，他们已不再满足于叙述历史，而是努力揭示历史的结构，归纳历史模式，使历史学具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学科特征。他们积极运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广泛采用定量分析，充分发掘、整理和使用新的、大量历史资料，撰写出一批在旨趣和方法上迥然不同于兰克史学的史学论著。
    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西方一批历史哲学家也对兰克史学作了深刻的反思，代表人物有李凯尔特（H.Rickert）、克罗齐（B.Croce）、科林武德（R.C.Collingwood）等。在历史观和史学方法论上， 李凯尔特等人的思想与兰克的史学理论没有本质区别，他们都认为，历史是人的活动，首先是人的精神活动，历史现象都是独特的、个别性的，这就决定了史学方法只能是“个别化的描述”，而不是自然科学中的那种旨在归纳模式或揭示规律的“普遍化的方法”，所以历史学不可能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即以揭示事物运动的规律为主旨的科学。
    但是，历史哲学家却对兰克的史学认识论，即客观主义的史学认识论进行了系统批判。李凯尔特认为，对于那些主观上随意歪曲事实的情况来说，兰克对于史学“客观性”的要求是正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史学家描述事实时没有理论，没有一条作为指导的选择原则。事实上，兰克本人也不是通过不偏不倚的“价值中立”叙述历史的（注：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4-75页。）。李凯尔特认为，历史学的对象是文化产物，“文化产物是人们播种之后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而不是像自然产物那样是“自然而然地由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也就是说，“文化或者说是人们按照预计目的直接生产出来的，或者是虽然已经是现成的，但至少是由于它所固有的价值而为人们特意地保存着的”（注：李凯尔特：前引书，第20页。）。因此，“价值（wert）是文化对象所固有的”，“在一切文化现象中都体现出某种为人所承认的价值”（注：李凯尔特：前引书，第21页。）。史学家只有通过与价值的联系，才能把文化与自然区别开，“只有借助于理论的价值联系，历史学才能与自然研究对立起来”（注：李凯尔特：前引书，第82页。）。所以在李凯尔特看来，兰克一再标榜的“价值中立”、“消除自我”是没有根据的，也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史学家的个别化描述，是与特定的理论联在一起的。至于历史学的客观性或科学性，李凯尔特认为，历史学并不因其保持与理论价值的联系而失去客观性。“一种与价值相联系的叙述始终只是对一定范围的人有效，这些人即使不是直接对作为指导原则的价值进行评价，也是把它作为价值来理解，从而承认这种价值所涉及的不只是纯粹个人的评价。”（注：李凯尔特：前引书，第120页。）在此意义上， 李凯尔特认为历史学有客观性。但他又特别强调不能把历史学的客观性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相提并论”。“历史叙述则与绝对真理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指导历史叙述的“价值就像海洋上的波浪一样变化无常。撇开纯粹的事实，那么有许多不同的文化领域，就有许多不同的历史真理。”“甚至历史真理这个概念，只要它不是涉及纯粹事实，似乎都完全被否定了。”（注：李凯尔特：前引书，第121-122页。）李凯尔特最终是用历史相对主义思想否定了历史学的客观性。
    克罗齐认为，对史学家来说，客观的历史过程是不存在的，因而也就没有客观的历史认识。“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所以历史认识中的“当代性”是一切历史认识的内在特征，“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注：见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页。）。科林伍德认为：“一个自然过程是各种事件的过程，一个历史过程则是各种思想的过程。”（注：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页。）史学家寻求的正是思想过程， 一切历史都是“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注：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页。）。他把兰克史学所代表的19 世纪西方传统史学贬为历史上早已存在的“剪刀加浆糊式史学”的一种形式，认为它根本不是历史学，人们不能从这种历史学中学到任何东西。克罗齐、科林伍德纠正了兰克史学思想的偏差，充分论证了史学家与理论、现实的密切联系，深入揭示了历史认识中主客体的统一关系。但是他们的思想显然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即否认了历史过程的客观性，当然也就否认了历史学的客观性。
    三
    前已指出，现代西方史学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学术传承上深受兰克史学影响的现代西方传统史学派，二是曾大力批判兰克史学的新史学派，当然前者与19世纪的兰克史学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后者的思想和方法与兰克史学也并非没有联系。也就是说，现代西方史学在批判兰克史学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它的合理思想和方法。
    大体说来，现代西方史学与兰克史学的继承关系，主要表现在下述几方面：
    第一，坚持历史研究中的“求真”原则。现代西方职业史学家认为，史学是一门科学、史学的客观性不容否定。肯定史学的客观性是兰克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内容，李凯尔特、克罗齐、科林伍德则不同程度地否认了史学的客观性。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证明，绝大部分职业史学家并不接受历史哲学家们的结论，认为那样一种结论事实上取消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资格”。现代西方史学家认为，兰克史学虽有局限，但它倡导并坚持的“求真”原则和史学的客观性，则是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前提和基础。所以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不是以否定或怀疑史学的客观性为起点，而是以进一步追求史学的客观性为起点，并为此做了可贵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特别是新史学派引进计量方法和其他方法，广泛运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范畴，旨在提高历史分析和结论的精确性，把历史认识从具体上升到一般，使历史学从人文学科发展为一门社会科学。巴勒克拉夫分析现代社会科学对史学的影响时指出：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史学家“无力确定自己的研究工作应不应当被看作是科学的。对于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科学性……却是研究工作的实质所在……社会科学已经做出的榜样无疑是鼓励历史学家重新探讨建立科学的历史学的可能性问题的最重要因素。”（注：巴勒克拉夫：前引书，第78-79页。）现代史学家认为，兰克史学之所以必须变革，不是因为它太科学，而是因为它还不够科学（注：见《欧洲史学新方向》，第56页。）。美国新政治史学的代表本森把长期支配美国传统政治史学的研究方法称为“印象主义方法”，他认为这种“印象主义方法特别容易陷入故意歪曲事件和片面性的危险”（注：葛懋春、姜义华主编：《历史计量研究法》，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10页。）， 因此必须运用新方法，特别是计量方法，使史学的客观性有更加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