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镇级经济中心地的发展与农村中心市场的成长
    镇的设置始于南北朝时期。但在宋代以前，它一直是封建政权用以加强对各地人民控制的军事据点，而非农村经济发展的产物。北宋建立后，镇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逐渐向农村经济中心地演变。在两浙地区，大体到北宋中期，镇作为农村经济中心地的意义已基本确立。以熙宁十年（1077年）的商税为例，在全路共86.8万余贯的总税额中，属于草市镇的有近14万贯，占总额的16.13%。其中秀州、杭州的草市、镇税额，在所属州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更是分别高达30%和29.38%。[11]（16之7至9）而在各州草市、镇税额中，镇的税额又占了大部分。这表明，镇级中心地已成为各地工商税收的重要来源。就镇的数量而言，根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到宋神宗元丰（1078-1085）初年，全路共有75个。进入南宋以后，又有进一步增加。如杭州由12个增至15个，嘉兴（秀州）由4个增至6个，明州由3个增至7个，处州由3个增至6个，衢州由2个增至4个。[8]（P450-477）估计到南宋中后期，全路已有镇100个以上。
    两浙各地镇的数量虽较草市要少得多，但其在农村市场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却是大多数草市所无法比拟的。这可从四个方面来看：第一，镇的人口规模比草市大。它们一般都有数百户固定的居民，有的甚至达到上千户乃至数千户。如南宋中后期，临安府仁和县的临平镇有“约千余家”；[18]嘉兴府海盐县的澉浦镇有“约五千余户”；[19]庆元府（明州）奉化县的鲒埼镇，“生齿厥多，烟火相望”，环镇居民数千家；[20]湖州乌程县的乌墩镇和德清县的新市镇，“其井邑之盛，赋入之多，县道所不及”。[21]而草市的居民一般多只有数十家乃至数家而已。第二，镇在社会形态上已具有不少城市化的特征。如南宋时，海盐县澉浦镇所辖南北5里，东西12里，面积约60平方里。在镇中心，有街道、坊巷，有商业区、居民区和行政区，以及各种市政设施。其居民已不再属于乡村户籍，而是正式列入城市坊郭户系统，他们的社会生活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城市化特点。[19]其它如平江府的福山，嘉兴府的青龙、上海、乌青、魏塘，湖州的新市，常州的湖濮，临安府的临平、江涨桥，绍兴府的西兴、渔浦、曹娥，庆元府的鲒埼，台州的章安，温州的白沙等镇，也都与澉浦镇的情况相似。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镇已是初步成形的经济都市。第三，镇的工商业发展迅猛。以商税为例，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两浙路年商税额1000贯以上的草市镇税场共31处，其中25处属于镇级税场。[11]（16之7至9）进入南宋以后，许多镇的商税额进一步呈现快速增长之势。如常州的青城、万岁、张渚、湖濮四镇，年商税额由熙宁十年的5241贯增至咸淳（1265-1274）初年的23839贯，增长3.5倍多；[22]临安府的江涨桥、北郭二镇，由2805贯增至咸淳初年的145908贯，增长达51倍多；[12]（卷59贡赋）绍兴府的曹娥、三界、渔浦三镇，由9083贯增至嘉泰（1201-1204）初年的12749贯，增长40.36%；[17]（卷5课利）特别是临安府的北郭、江涨桥，嘉兴府的乌青、澉浦、魏塘，庆元府的鲒埼等一批巨镇，年商税额都在3万贯以上，超过了同期许多县级城市。第四，镇的市场专业化水平高。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到南宋时，两浙各地镇市逐渐呈现出专业化的特征。如临安府的北郭、江涨桥是典型的环城商业镇；嘉兴府的魏塘、婺州的孝顺是典型的农业镇；温州的白沙是典型的林业镇；嘉兴府的澉浦、青龙和台州的章安是著名的港口镇；台州的杜渎、于浦，庆元的岱山，绍兴府的钱清、西兴、曹娥，嘉兴府的广陈等是重要的盐业镇；湖州的南浔是丝织业镇；绍兴府的枫桥、三界是造纸业镇；湖州和嘉兴府的乌青、四安，平江府的平望，镇江府的吕城，常州的奔牛，绍兴府的渔浦，衢州的孔步是典型的交通型商品转运镇；平江府的许浦、福山、梅李是消费型镇。这种市场专业化特征的出现，标志着镇的市场形态日趋成熟，市场分工日趋精细。
    从镇的地理分布状况，或许能更清楚地看出其在农村市场和城乡市场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以绍兴、庆元、台州为例，绍兴府各县镇的分布状况是（括号内为距所在县城里程数，下同）：三界镇（东南120），东城镇（东60），曹娥镇（东南72），钱清镇（西北50），蛟井镇（西南15），南安镇（西50），枫桥镇（东北50），西兴镇（西12），渔浦镇（南35），五夫镇（北30），纂风镇（西北70）。[17]（卷12八县）庆元府各镇的分布情况是：小溪镇（南40），公塘镇（西北30），鲒埼镇（南20），澥浦镇（西北60），岱山镇（海中）。[23]（卷13-20）台州各镇的分布情况是：大田镇（东30），章安镇（东南120），杜渎镇（东180），于浦镇（东南60），路桥镇（东南30），峤岭镇（南120），港头镇（东南15），县渚镇（南70）。[24]从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镇都分布于距州县城二三十里以远的地区。这表明，镇和县级城市有着各自的市场辐射空间，前者属远离城市的乡村地带的中心市场，后者属于城市初级市场。两者的互相结合，便构成了所在地区城乡市场体系的基础。可见镇既是农村中心市场，也是联结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的主要纽带。而且，作为新兴的经济中心地，镇市有着诸多县级城市所没有的有利条件，如较少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接近各种农村商品的产地，有着充裕的廉价劳动力等等。因此，到南宋时期，随着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城乡商品流通的活跃，不少镇的市场发展水平平不仅赶上、甚至超过了所在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