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村市场发展的局限性
    在探讨宋代两浙路农村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应看到，这种发展又是有限的。一方面，两浙路农村市场发展的基础并非专业化的商品生产，而是小农经济条件下的简单化商品流通，故从根本上讲，仍只是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前文曾指出，促成草市、镇在两浙路广泛兴起的一个直接动力是商品流通的空前活跃，而导致商品流通异常活跃的因素，除了农村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各级城市的兴盛外，还有各地区地理特征的巨大差异所造成的自然性生产分工以及政府赋税征收的货币化倾向。就地理状况而言，两浙路北部是较为广阔的太湖平原，东部是滨海小平原和丘陵，西部和南部则是广袤的山区和内陆盆地。与这种地理格局相对应，各地区农村的生产状况和物产构成也有很大差异。以粮食为例，地处太湖平原的苏、湖、秀、常等州府，因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深厚的历史基础，到宋代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粮食产地和输出地。史称：“两浙之地，湖、苏、秀三州号为产米去处，丰年大抵舟车四出。”[25]而两浙路其它地区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耕地有限，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常常需要从苏、湖等地输入大批粮食。如南宋时，严州“虽遇丰稔，犹不足食，惟恃商旅搬贩斗斛为命”；[10]（卷11建德县赈籴本末）绍兴府“地狭人稠，所产不足充用·稔岁亦资邻郡，丰如浙西米斛之多”；[26]明州“小民卒仰米浙西，浙西歉则上下皇皇”。[23]（卷16叙产）温州、台州、衢州、处州等地的情况也大致相似。显然，粮食之所以成为两浙农村市场最重要的商品之一，是与各地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密不可分的。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市场上粮食的流通量很大，但其基础主要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而不是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宋末元初学者方回在谈到嘉兴府魏塘镇的粮食流通情况时说：“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醯、浆粉、麸曲、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舟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粜钱，复买物归售。”[27]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情况。就赋税制度而言，在宋代的各种赋税中，货币税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尤其是到南宋时期，更是如此。时人曾感叹地说：“今民之输官与其所以自养者，悉以钱为重，折帛以钱，茶盐以钱，刍豆以钱……酒醋之卖于官，非钱不售；百物之征于官，非钱不行；坊场河渡之买扑，门关务库之商税，无一不以钱得之。”[11]（66之15）两浙路一直是赋税最为繁重的地区之一，其货币税的征收额也相当庞大。如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年），绍兴府所属各县仅货币形式的各种杂税就高达100万贯。[17]（卷5赋税、课利）为了完纳赋税，广大农民不得不将更多的产品投放市场，不少人“虽尽力耕种，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纳赋税，须别作营生”。[26]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市场的畸型繁荣。
    另一方面，两浙路农村市场的发展在地域上是不平衡的。从草市、镇的数量和分布密度来看，浙西的苏州、镇江、湖州、秀州、杭州和浙东的绍兴、明州、台州等地，其草市、镇数量占了全路总数的90%以上；而浙西的严州和浙东的处州等地，数量较少。特别是地处山区的严州，在整个宋代几乎没有涌现较具规模的市镇。从草市、镇的发展形态来看，浙西地区（除严州外）的市镇无论在规模还是在市场发展水平上，都走在浙东各地前面。如在市镇人口方面，南宋时浙西各地相继涌现了一批居民在千户以上的大型市镇，如临安府的临平，湖州的乌墩镇和新市镇，秀州的澉浦镇、青龙镇、上海镇，平江府的昆山镇，常州的湖濮镇等；而浙东沿海只有明州的鲒埼镇等少数市镇达到如此规模；地处浙东内陆的婺州等地，则始终没有巨镇出现。在市镇的工商业发展水平上，北宋熙宁十年，年商税额在千贯以上的市镇，浙西除严州外共有22处；浙东只有7处。草市、镇税额在所在州府总税额中所占的比重，秀州为30%，杭州为29.4%，润州为16%，苏州为15.8%，常州为15.4%，湖州为12.4%，均在10%以上；浙东除越州和温州分别为18.2%和14.8%外，其它各州均不到10%。特别是婺、衢、处三州，平均只有2.7%。[11]（16之7至9）南宋中后期，临安府的浙江、北郭、龙山、江涨桥和嘉兴的澉浦、魏塘、乌青等市镇，年商税额都在3万贯以上，湖州的四安、常州的湖濮、嘉兴府的青龙、平江府的黄姚和顾迳等市镇，也都在万贯以上；而浙东即便是那些大型市镇，年商税额一般也只有数千贯。如宋宁宗嘉泰（1201-1204）初年，绍兴府所属的钱清、曹娥、三界、蛟井、枫桥、渔浦、新林诸市镇的年商税额分别为1945、6285、1544、1743、3090、2673和1139贯，[17]（卷5课利）无一超过万贯。事实上，不仅浙西与浙东之间、东部沿海和西南部内陆之间，在市镇和农村市场的发展水平上存在明显差距，而且在各州府内部，也同样存在着不平衡现象。如南宋中后期，庆元府鄞县共有市镇42处，占了全府市镇总数的近1/3，而象山县仅有5处，只及鄞县的1/8弱。这种地域格局的不平衡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两浙农村市场在总体上尚未达到成熟的形态。
    【参考文献】
    [1]嘉泰吴兴志（卷18事物杂志）[M].北京：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
    [2]宝庆会稽续志（卷3市）[M].北京：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
    [3]范成大。吴郡志（卷50杂志）[M].北京：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
    [4]陆游。渭南文集（卷20常州奔牛闸记）[M].四库全书本。
    [5]刘敞。公是集（卷51先考益州府君行状）[M].四库全书本。
    [6]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42）[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7]永乐大典（残本，卷7507常平仓）[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