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史学界一般把1900年～1917年间美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运动统称进步运动。在性质上，进步运动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有社会各阶层参与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目的在于消除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弊端，重建社会价值体系和经济秩序。在内容上，进步运动同时在联邦、州和市三级展开，从政治上的争取妇女选举权、市政改革到经济领域的反托拉斯运动，从救济穷人和改善工人待遇的社会正义运动到自然资源保护，囊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深远。
    一、进步运动的经济根源
    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城市迅速崛起，国民财富急剧增多。1884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成为工业国。到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跃居世界之冠。城市化步伐加快，1860年～1910年，美国城市人口从621万增为4464万，由占全国总人口的19.8%上升到45.5%[1]。美国公民财富总值也从1850年的70 亿美元增加到1900年的880亿美元[2]。工业化给社会带来丰富的物质财富，但并没有消除社会贫困，出现物质丰富与社会进步间的“二律背反”，引起民众不满和社会骚动。
    首先，工商界和金融界的兼并狂潮方兴未艾，垄断组织迅速增多和扩大。到1899年，垄断组织有185个，资本总额30亿美元， 占全国制造业资本的1／3[3]；全国铁路网在1901年已被六大垄断公司控制。 垄断组织垄断生产和销售，使大批中小企业被吞并或破产，广大消费者也难逃被其奴役的厄运。经济运行机制遭破坏，经济活动陷入无序状态。垄断组织对森林和矿产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使美国森林面积由内战前的8亿英亩锐减到1901年的不足2亿英亩[4]，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引起举国关注。反托拉斯呼声此起彼伏，在1888年大选中，两大政党都把反托拉斯列入竞选纲领，并取得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胜利。其次，进入垄断阶段后，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困化问题更加突出。 据查理斯·B·斯布尔在1896年的统计，1%的美国人占有近一半的国家财富；12 %的美国人拥有近90%的国家财富[5]。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大工人、农民、移民和黑人却日益陷入贫困的深渊。1890年，仅纽约市就有50万居民住在贫民窟[6]。著名社会活动家罗伯特·亨特估计， 在世纪之交，美国至少有10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4%）长期处于贫困状态[7] 。再次，工农贫困化直接引发社会骚动和阶级冲突。19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工人运动进入高潮，如1886年“五一”运动及秣市惨案、1892年荷姆斯特德钢铁工人大罢工、1894年普尔门城工人大罢工等。小资产阶级不再追随两大政党，反映其愿望的平民党运动蓬勃发展，遍及全国。
    面对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主张通过政治经济改革来缓和社会矛盾，抵制社会主义运动，阻止革命思想蔓延。
    二、进步运动的阶级根源
    美国中产阶级是进步运动的倡导者和中坚力量，他们奔走呼号鼓动改革，做了许多具体的领导工作。19世纪末的美国中产阶级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中小企业主和农场主，他们又被称为旧中产阶级；另一部分是随工业化进程同步壮大的有强烈职业情感和社会责任心的自由职业者（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公务员），被称为新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特别是新中产阶级，是一个日益壮大的阶级， 是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革新力量。新中产阶级的人数不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在快速增长。1870年～1910年间，美国总人口增长两倍多，其中工人阶级增长3倍，农民增长1倍，旧中产阶级只增加了2倍， 而新中产阶级增加了近8倍，人数从75万增为561万人，成为中产阶级中的多数，占63%[8]。因暴发户阶层的异军突起， 中产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对下降，他们对专横跋扈的新贵们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出于社会责任感，他们对政治腐败和工业化带来的反社会反人性现象予以揭露和批判，逐渐走上反抗道路。他们对一小撮政党党魁操纵下的两大政党极为不满，高举改革旗帜，在七八十年代参加文官改革运动和共和党脱离派（Half-Breeds）运动，1892年又投入自由共和党运动。他们还利用职业之便掀起90年代的“黑幕揭发”运动，直接倡导社会改革。他们反对垄断寡头的“金钱政治”，要求限制垄断资产阶级的专横跋扈，加强联邦政府对经济的监督和管理，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保障机会均等的发展机制。研究进步运动的著名史家霍夫施塔特较为公允地评价了中产阶级在进步运动中的作用。“进步主义有别于人民党主义的是城市的中产阶级不但参加了反抗潮流，并担负起领导责任。”[9]
    垄断资产阶级是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力量最强大的阶级。1896年垄断资产阶级的代理人麦金莱当选总统，标志垄断资产阶级全面执掌了国家政权。本质上，垄断资产阶级是最保守最反动的阶级，他们剥削工农群众，压制民主运动。他们把“大骚动”年代（1884年～1886年）的工人运动和1886年劳工政党参加竞选纽约市长视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序幕，感到颤栗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一批较有远见卓识的垄断资产阶级政治家已认识到垄断带来的政治腐败、经济秩序混乱和贫困化等严重问题最终将危及自身统治，因而实行一些不损害自己根本利益的改革是必要的。美孚石油公司代表约翰·D ·洛克菲勒就要求制定一部《全国公司法》，规范公司行为，授权联邦政府监督金融活动和企业资金帐户。这样就从垄断资产阶级中分化出一批支持改革的垄断资产阶级自由派，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就是他们的政治代表。他们把改革视为阻止工农革命和维护其阶级统治的手段。老罗斯福曾说：“我所奋斗的核心是希望从毁灭中拯救这个国家的富人及其追随者。……因为我反对社会主义学说……我希望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留我们曾经拥有过的同样的机会、自由、和平、正义和秩序。”[10]他们的改革口号是“效率”和“秩序”。垄断资产阶级自由派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并参与改革，这就使联邦政府领导全国范围的改革成为可能。
    工农群众是垄断制度的直接受害者，他们要求伸张社会正义，公平分配社会财富，提高生活水平，改善工作环境。他们的积极参与是改革运动取得成果的必要保证。美国熟练技术工人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于1886年，会员在1900年有54万，到1904年迅速发展到167万人[11]。劳联在美国工人运动中居领导地位，在塞缪尔·冈珀斯领导下， 执行一条机会主义路线，只为眼前经济利益而斗争，宣扬劳资利益一致论，奉行阶级合作。1900年，冈珀斯等30多个劳联领导人加入美国大企业家组织--“美国公民联盟”。劳联的活动违背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但就进步运动而言，劳联领导工人阶级积极参加社会改革运动，并利用它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关系，争取到一些劳工和社会立法。非熟练工人的统一组织成立较晚，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1905年才成立。非熟练工人的社会地位最低，战斗性较强，主张通过罢工斗争争取劳工立法，改善生活条件，并要求联邦政府解决贫困问题。垄断形成后，农民对在货物运输上被铁路垄断公司勒索高价运费和差别运价，农民特别是中西部农民强烈不满，最大的两个农民组织--全国农民联盟和美国平等协会领导农民投入反托拉斯的改革运动，捍卫农民权益。
    美国妇女为争取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而斗争。1890年成立的妇女俱乐部大同盟引导妇女走出家庭圈子投身社会改革运动，到1912年已有会员120万人。大同盟在主席代克尔夫人领导下，为争取妇女选举权、 纯净食品、保护女工和童工组织多种活动，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
    三、进步运动的思想基础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是哲学上的实证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经济领域的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这些传统思想主张是：人是环境的被动产物，人只能适应环境；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受自然选择规律支配，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垄断制度形成后，垄断寡头利用这些传统思想为自己的巧取豪夺和“金钱政治”辩护；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反人性和反社会后果使资产阶级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他们奋笔疾书，抨击陈腐思想，决心重建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
    哲学上，威廉·詹姆斯创立实用主义哲学，主张哲学是一种工具，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哲学家，每人的成败取决于他个人的努力；人类不只是适应环境，而且也能改造环境。随后，杜威把实用主义发展成官方哲学，并身体力行地投入社会改革运动。在政治学领域，伍德罗·威尔逊打破传统思想，强调政府机构“应少考虑制约和均衡，多考虑权力的协调和运转”[12]。针对垄断组织对市场经济的操纵，主张政府管理经济，干预社会生活。在经济学界，以理查德·T·爱累和西蒙·N·帕顿为代表的一批年轻经济学者在1885年创立美国经济学会，提出国家引导和管理社会经济生活。他们在学会纲领中宣称：“国家的积极参与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条件。尽管我们承认在工业化社会需要个人主动性和进取精神，但仍认为自由放任思想在政治上不安全、道德上不健康。”[13]
    在社会学领域，莱斯特·沃德和查理斯·库累等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由放任思想进行了猛烈抨击。沃德在《动态社会学》（1883）中指出：“如果我们把生物进化看成是自然的，那么社会进步则是人为的。生物学的根本原则是自然选择，而社会学的原则则是人为选择。适者生存就是强者生存，它意味着对弱者的摧毁。如果说自然界通过淘汰弱者获得进化，那么人类社会则通过保护弱者获得发展。”[14]沃德还进一步论述了人类的进步是由社会控制和有目的活动的结果。在宗教界，掀起一场“社会福音运动”，旨在消除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弊端，维护基督教的社会公正。福音运动中的温和派鼓吹阶级合作和政府干预经济活动。伯伦兹神父称：“基督教不认为自由放任是适当的，也不承认完善的国家是自然法则和不受限制的竞争的产物。”[15]华盛顿·格拉顿进一步指出，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不是生存竞争法则，而是“同情、友谊、互助和关怀法则”，并希望劳资双方建立伙伴关系[16]。以海龙和布雷斯为首的福音运动激进派甚至高呼，“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决社会问题”[17]。
    四、进步运动的政治基础
    工业化时代初期，物质进步与政治道德蜕化的“二律背反”现象，在美国尤其突出。民主制度被扭曲，金钱操纵政治。这就侵蚀了国家政治机体，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构成直接威胁。威尔逊曾说，“政党核心会议的代表成了我国政府的理事”[18]，总统成了“国会的仆人”。国会则是党魁们的掌中玩物，而党魁又受少数垄断巨头支配。垄断资本家不仅通过党魁集团操纵政治选举，在政府机关安置亲信，控制政府的内政外交，为垄断公司谋利益；而且大肆行贿收买国会议员和官员。纽约一家公司事后承认，为阻止一项对本公司不利的法案通过，在五年内行贿近百万美元[19]。“我们所拥护的伟大政府多次被人利用来牟取私利”[20]。政治腐败使美国城市代议制徒有虚名。政党党魁集团控制了市政权，他们是城市的无形政府。
    面对政治腐败、社会骚动和经济秩序混乱，垄断资产阶级自由派为维护本阶级根本利益，毅然接过中产阶级倡导的社会改革大旗，抛出“新国家主义”和“新自由”，把改革运动纳入自己的领导之下。这为进步运动的顺利展开和取得具体成果奠定了政治基础。
    西奥多·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是相对于19世纪初亨利·克莱的国家主义（又译美国制度）而言的。其相同之处，都强调国家政权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但要实现的目标及其措施又完全不同。克莱主张通过保护关税，加快民族工业发展，加强各州间的经济联系，巩固民族国家统一的经济纽带，进而实现国强民富，彻底摆脱对欧洲市场的依赖。它对美国工业化政策产生过重大影响。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主张加强联邦政府的行政权力，通过国家政权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抑制垄断集团的巨大影响力，实现机会均等和社会公正，平息美国社会对垄断资产阶级飞扬跋扈的强烈不满。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