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1937-1944：赞扬和结盟时期
    “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奋起全面抗战，美国各大报刊在头几版的显要位置报导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战的情况，中国的抗日战争获得了美国人的普遍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英雄形象开始在美国人心中树立起来。当时的所谓“抗战领袖”蒋介石成为这一形象的典型代表，1938年《时代》周刊甚至把蒋氏夫妇评为该年度新闻人物。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人意识到是中国人四年多的英勇抗战推迟了日本的进攻，使美国获得了数年的安宁与和平。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不仅仅是英雄，而且成了与其患难与共的战友。《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对这一战友满怀希望：“我们有像中国那样忠诚的战友，它有着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中国依靠其吃苦耐劳、足智多谋的人民，将十倍地报偿我们以前给它的援助。”〔25〕美国政界对中国的印象也发生了改观。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汉米尔顿赞扬中国“创造了英雄般的业绩”，认为“一种真正的民族主义精神正在崛起……推动中国走向自由”。〔26〕1942年7月， 美国国务卿赫尔通过驻华大使高斯在给中国外交部的电报中说：“美国人民一直怀着深深的同情和尊敬注视着中国人民在长达5 年的艰难岁月抗击强敌所表现出来的坚强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27〕1943年，宋美龄赴美寻求援助受到热烈欢迎，美国众议院以起立和雷鸣般的掌声欢迎她发表演讲。宋美龄富有感染力的讲演使很多议员流下了眼泪。
    抗日战争使中国人赢得了美国人的普遍尊敬，中国不再是精神麻木的东亚病夫，也不再是缺乏凝聚力和爱国精神的一盘散沙。由日本侵华激起的中国人民空前的爱国热情使美国人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在美形象达到了历史上最美好的时期。而“这些是通过它与苦难命运顽强抗争，通过对家庭、古老历史和土地献身精神，以及顽强的适应能力和对美好事物的不懈追求赢得的。长期以来一直备受美国蔑视和施舍的中国人迎来了最佳时光……其影响至今仍清晰可见。”〔28〕
    六、1944-1950：幻灭和清醒时期
    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笼罩在中国人，特别是国民党头上的光环开始逐渐暗淡。蒋介石的消极抗战使美国人感到愤怒，国民党政权的专制腐败则使他们失望，特别是无处不在的政府官员的贪污和草菅人命尤令美国人震惊。中国领导人和人民的英雄形象瞬间破灭了，在华美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盟友。这些人主要包括：以史迪威为首的美国驻华和在中印缅战区与国民党军队打交道的美国军人，以谢伟思为代表的部分美国驻华外交官以及以拉铁摩尔为典型的部分驻华记者。
    美国记者雷兰德·斯托回忆他曾“带着美国人典型的浪漫想法来到中国，根本没有意识到中国令人窒息的贫困和堕落”，并把蒋介石描绘成一位英雄。但来华后，他的幻想完全破灭了。〔29〕斯托的这种幻灭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在抗战初期曾一度对国民党政府的高级领导人表现出高度尊敬，称赞宋美龄“举止端庄典雅”，宋子文“对世界事务具有广博而缜密的了解”，胡适为“令人尊敬的哲学家”。〔30〕但到太平洋战争后期，他开始大谈国民党的贪污和无能，对国民党政府漠视民众的不幸和苦难深为反感。谢伟思等人更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官僚深恶痛绝，在发回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对他们的丑陋形象做了生动的描绘。
    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导致很多在华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极端不信任。他们把腐败官吏身上的贪婪和狡诈视为所有中国人共同的品格，中国人被视为“骗子”和“无法合作的人”，19世纪美国人对中国的蔑视心理开始抬头。中印缅战区“几乎所有在册的美国士兵和大部分军官都一致看不起和讨厌中国。……他们眼前都是些中国政府腐败的官僚和商业投机者”。“他们毫不区别地相信中国人与其政府是一样的”，“都是贪污、无能和靠不住的，他们看到了欺诈、道德败坏和无知，因此（对中国）没有同情和怜悯，只有反感和厌恶”。〔31〕
    战后初期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贪婪和无耻使国民党政权的形象更是一落千丈。不仅谢伟思等中国通，即使那些援蒋派人物也都意识到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1947年来华调查中国状况的魏德迈将军曾历数国民党政权的弊端：贪污腐化、滥捕滥杀、秘密警察横行，并痛斥国民政府大多数人贪婪、无能或二者兼而有之。1949年8月， 艾奇逊在《美中关系白皮书》中也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形象做了意味深长的描绘。 1949 年10月国民党政权的败亡为这一形象提供了最好的注脚，也完成了国民党领导人由英雄向不可雕琢的“朽木”的转变。美国人中国观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党政权逐渐衰朽的过程和终将败亡的历史命运。
    朝鲜战争前夕，美国无可奈何地打算放弃中国。在很多美国人眼里，中国积贫积弱，无关紧要，中国是一盘散沙，技术粗鄙，经济落后，人民正在饥饿中挣扎，“中国继续因其弊端而被轻视，因其人民的苦难而被怜悯”。〔32〕历史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仿佛是一个圆圈，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又回到了始点。但伴随着朝鲜战场烽烟四起，成吉思汗的好战形象重新在美国人脑海中浮起，中国被视为莫斯科的“傀儡”和忘恩负义的“侵略者”。中国在美形象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七、影响美国人中国观的诸因素
    回顾历史，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几经变化，这种变化实际上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美国人的中国观是认识主体（美国人）和认识客体（中国）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认识对象即中国本身内部的变化构成影响美国人中国观的最基本因素。
    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还受到认识主体价值观念和思维传统的强烈影响。美国人惯常以自己的是非标准衡量其它国家的行为，这一源于清教使命意识和理想主义外交传统的思维定势和唯我独尊的价值观对中国在美形象的塑造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最典型的例子是传教士以基督教标准衡量中国的一切，断然宣称是“异教道德使中国人成为最自私、最残忍而又胆小如鼠的民族”。〔33〕在另一方面，美国对符合美国价值标准的行为则备加赞扬，1927年后美蒋特殊关系的基础既有双方利益的一致性，也有蒋介石及国民党高层官员对美国价值观的认同。这种以一己之好恶评判其它国家的作法对美国人认识中国是极为有害的。
    影响美国人中国观的另一因素是国际环境，特别是国际间的战争使国家阵营发生非敌即友的泾渭分明的分野，最易激起一个民族的爱憎情感。抗战以前，在美国人心目中，残忍几乎是中国人的一个固定形象，然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残忍形象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友好、善良和爱好和平。而大多数美国人选择日本作为东亚最残忍狡诈的国家。有意思的是，到1951年，伴随国际形势的变化，中日两国在美形象发生了陡然的逆转，中国成为残忍的侵略者，而日本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可爱”、“最值得尊敬”的民族。〔34〕这是国际形势变化影响中国形象的典型例子。战争时期，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往往出现惊人的一致；而和平时期，互相对立的中国观则常常并存。
    显然，这三个因素今后将继续影响中国在美形象的塑造。
    注释：
    〔1 〕伊罗生：《我们心灵上的印痕：美国人心中中国和印度的形象》（Harold Isaacs, 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Imageof China and India），格林伍德出版社1958年版，第64页。
    〔2 〕笔者对美国人中国观演变过程的分期受到美国学者伊罗生和孔华润的启发，但与之又有不同。参见《我们心灵上的印痕：美国人心中中国和印度的形象》， 第71 页；孔华润：“美国人的中国观”（Warren Cohen, American Perceptions of China）， 载殴迈格与罗伯特·奥克斯纳姆合编：《龙与鹰》（MichelOksenbergandRobertOxnam ed., Dragon and Eagle），纽约1978年版，第55页。
    〔3〕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 K. S. 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theUnitedStatesand China），纽黑文1917年版，第124页。
    〔4 〕安德鲁·利普斯科姆编：《托马斯·杰裴逊文集》（AndrewA. Lipscomb ed.,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第5卷，华盛顿1904年版，第183页。
    〔5〕乔赛亚·昆西：《山茂召少校日记》（Josiah Quincy,TheJournals of Major Samuel Shaw），波士顿1847年版，第197-199 页。
    〔6〕本森·格雷森编：《美国人心中的中国形象》（BensonleeGrayson ed., The American Image of China），纽约1979年版， 第85页。
    〔7〕乔赛亚·昆西：《山茂召少校日记》，第197页。
    〔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1辑，第1分册，台北1972年版，第53页。
    〔9 〕伊罗生：《我们心灵上的印痕：美国人心中中国和印度的形象》，第96页。
    〔10〕《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第1卷， 1832年10月，第213-214页。
    〔11〕卫三畏：《中国总论》（S. Wells Williams, TheMiddle Kingdom），纽约1848年版，第419-520页。
    〔12〕林乐知：《治安新策》，载《中东战纪本末》，初编，卷八，1896年图书集成局铸铅代印。
    〔13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ArthurSm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s），纽约1894年版，第318页。
    〔14〕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第329-330页。
    〔15〕斯图尔特·米勒：《不受欢迎的移民》（Stuart C. Miller, The Unwelcome Immigrant），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9版， 第168页。
    〔16〕斯图尔特·米勒：《不受欢迎的移民》，第145-167页。
    〔17〕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第324页。
    〔18〕丁韪良：《中国的觉醒》（W.A.P.Martin, TheAwakeningof China），伦敦1907年版，第199页。
    〔19〕保罗·瓦格：《一个神话的构成：1897-1912年间的美国与中国》（Paul Varg, The Making of A Myth: TheUnitedStatesand China, 1897-1912），格林伍德出版社1968年版，第112页。
    〔20〕明恩溥：《今日中国与美国》（Arthur Smith, Chinaand America Today），纽约1907年版，第106页。
    〔21〕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
    〔22〕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第195页。
    〔23〕伊罗生：《我们心灵上的印痕：美国人心中中国和印度的形象》，第125页。
    〔24〕伊罗生：《我们心灵上的印痕，美国人心中中国和印度的印象》，第155-156页。
    〔25〕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9页。
    〔26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中国卷， 1942 年》（Foreign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华盛顿1959年版，第19页。
    〔27〕《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国卷，1942年》，第63页。
    〔28〕伊罗生：《我们心灵上的印痕：美国人心中中国和印度的形象》，第175-176页。
    〔29〕伊罗生：《我们心灵上的印痕：美国人心中中国和印度的形象》，第183页。
    〔30 〕萨姆纳·韦尔斯：《决策时代》（SumnerWells, TheTime for Decision），纽约1944年版，第283-284页。
    〔31〕西奥多·怀特和安那利·雅各比：《中国惊雷》（Theodore White and Annalee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纽约1949 年版，第164-164页。
    〔32〕欧迈格·奥克斯纳姆合编：《龙与鹰》，第77页。
    〔33 〕卫裴列：《卫三畏生平与书信》（F. W. Williams, The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纽约1889年版， 第268页。
    〔34〕伊罗生：《我们心灵上的印痕：美国人心中中国和印度的形象》，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