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和现代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不可阻挡的两大潮流。无论就其规模抑或就其影响而言，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学术界对此进行的研究也不断呈上升态势，但对这两者的关系研究的并不多。本文拟就近代西欧历史上的改革与其现代化进程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以求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命题的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排空而起，卷流而来，世界历史行程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经过战后不断调整和改革，以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总和为首要特征和标志，在50、60年代率先进入后工业社会〔1〕，从而将其现代化进程推向新阶段。 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亦不甘落后、奋起直追。他们采取各种措施，对内进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以便赶上欧美发达国家，实现传统意义的现代化。现代化便和改革结合在一起，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
    所谓现代化（Modernization）， 就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2〕。 这一变革过程以工业化为推动力，最终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3〕因此说现代化早在工业革命萌芽的时期便已开始， 世界进入近代的历史，就是现代化发展的历史。
    改革作为改造社会的巨大系统工程，同时又是改造人自己的活动。它和革命一样，突出地反映了人类历史的变化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化的启动、发展和实现。改革与现代化结合当然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命题。
    15世纪末16世纪初，新航路的开辟揭开了人类全球交往的大序幕。西欧（这里主要指英、法、德三国）作为资本主义较早发生发展的地方，开始领先于整个世界，它以资本扩张为动力，奏响了全球资本主义化的主旋律。资本主义化当然不是现代化，但现代化恰恰脱胎于资本主义化。正是由于西欧最早地孕育了近代工业文明，因而西欧也就率先踏上了现代化的最初历史征程。西欧现代化作为西欧社会整体演变的系统工程，大致可以从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思想意识结构三个子系统来作一微观透视。翻开近代西欧改革的历史，不难发现，它也无非是对上述三大结构的调整和变动。所以探讨这三个方面的改革与现代化的关系，也就基本揭示了西欧改革与现代化的关系。
    二、政治改革与政治现代化
    所谓政治现代化，简言之，就是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西欧早期政治现代化就表现为资本主义制度从建立到健全的全过程。本质上，就是要求国家实现全面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强有力地贯彻资产阶级的意志，二者在社会政治演变与实践中得到完成。西欧民主政治的成熟，尽管英、法、德三国各不相同，但都深深地铸上改革的烙印。
    英国在实现其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 走的几乎完全是改革之路。1689年《权利法案》和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的签订是英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新起点。资产阶级新贵族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国家政治结构调整与改革的过程。内阁制作为英国民主政治的首要因素在其长期演变过程中，每一次惯例的形成都是以把这一次斗争作为下一次矛盾解决的基础和范例为代价的，从而体现了和缓的改革势头。但是，如果说内阁制的形成，偶然性太强，改革气氛还不太浓的话，那么英国民主政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扩大选举权的运动则完全是在改革的旗帜下进行的，这就是英国近代史上三次著名的议会改革。19世纪30年代，由于工业革命的进展和完成，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经济实力不断加强，他们迫切要求参政。在中等阶级激进派运动的强大冲击下，1832年6月， 辉格党内阁提出的改革议会方案由国王批准实行，这就是第一次议会改革。改革主要对全国选区、议员名额、选民的财产资格等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改革在一定范围内扩大了选举权，满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使他们能够依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参与控制国家政权。它打破了贵族寡头对政权的垄断，揭露了旧选举制度的弊端和腐败，为英国议会改革确立了方向，是英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步骤。19世纪50、60年代，随着欧美各国民主改革运动高潮迭起，以争取普选权为中心的议会改革运动在英国再度兴起。1867年7 月保守党内阁提出的改革方案由议会批准实行。此次改革在1832年改革的基础上，继续对选区、选举权等问题作了调整。尽管改革仍然表现出保守性和不彻底性，但它再次扩大了选举范围，名门贵族控制议会的时代结束，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逐渐确立。1884年，自由党出于同保守党斗争的需要，通过了第三次国会选举权的改革方案。改革进一步扩大了选举权，范围涉及到农业工人和矿工。1885年国会对议席进行重新分配，以扩大选举权为核心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更加完善。伴随三次议会改革，英国的两党制度逐渐形成，文官制度经过改革逐渐确立，资产阶级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统治。英国的政治现代化以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确立和完善为标志基本完成了。
    如果说英国在其现代化过程中是以革命开始，然后由改革推动完成的话，那么德国的情况恰好相反。18世纪普鲁士和奥地利推行的开明专制，预示了德国现代化的萌芽。但真正启动现代化的是19世纪前期各邦进行的改革，其中施泰因-哈登堡的改革最为典型。从1807年开始，普鲁士在施泰因--哈登堡主持下，先后颁布了著名的十月敕令，城市改革条例，改革国家政权体系法规等一系列改革法令。这次以废除农奴制为核心的改革使整个普鲁士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瓦解，为整个社会的转变创造了条件。它深刻地改变了普鲁士的面貌，使普鲁士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现代国家机构，市民获得了城市自治权。这是德国政治现代化坚实而重要的一步。1848年革命是德国政治现代化过程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是由于革命失败，现代化进展不大。1850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颁布宪法，开始了50年代的改革。改革以宪法为主要旗帜，把普鲁士政治现代化推向深入，它使普鲁士走向君主立宪的道路。对比以前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德国政治现代化并不到此而结束。19世纪60年代德国统一运动的展开成为政治民主化的又一个高潮。统一后的德国尽管仍然是一个专制国家，但毕竟披上了议会外衣，甚至民主化程度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同时期的英、法等国，例如全民选举、秘密投票等。德国的统一与改革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是由于俾斯麦的普鲁士在德意志诸邦中实行的改革最为彻底全面，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最快，因而才成为时期潮流的代表和众望所归的领袖。1918年十一月革命的炮火最终结束了帝制和容克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全面统治，德国政治民主化初步实现。纵观近代德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可以说它是一条改革之路。
    法国实现政治民主化的道路既不同于英国，也有别于德国。大革命虽然彻底粉碎了旧制度，但在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上却步履维艰。从历史进步的角度来看，法国历史上的每一次革命都是法国现代化的非凡步骤，都把法国现代化推向深入。因此，法国现代化的主流是革命。但是，在革命的背后，改革的巨大潜流仍对法国政治现代化起了重要作用。拿破仑统治时期，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强化国家机器，颁布新宪法，制定《拿破仑法典》等，不仅对法国的民主化、法制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其他国家也影响深远。这些改革措施进一步扫除了法国的封建残余，总体上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完善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复辟的波旁王朝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得不承认和维护大革命时期以及拿破仑的上述改革的成果；七月王朝继续采取措施扩大民主权利，发展资本主义；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更是一个改革的时期。1860年，参议院和立法院获得了每年评论政府政策的权利，立法院还获得了修改法律草案的权利，“这就恢复了议会的威信，并且朝着议会制帝国迈出了第一步”〔4〕。1868 年帝国允许公开集会，组织政党。1869年改革把民主化推向前进，1870年参议院成为真正的议会，宪法修改权被交给人民〔5〕。 巴黎公社是法国政治民主化突击性的高度突破，直到第三共和国最终确立了资本主义现代共和制度。法国的政治现代化就是伴随这种政体的演变，在革命与改革的相互冲击下走向完成。
    三、教育改革与思想意识现代化
    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一旦启动就不仅仅是政治民主化的实现，人们思想意识结构的转变与之相辅相承共同推进现代化进程。所谓思想意识现代化就是指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水平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如果说政治现代化主要表现为政治民主化与法制化的话，那么思想意识现代化则常常以教育普及化、宗教世俗化和知识科学化来表现它自己〔6〕。其中教育普及化是核心和动力源泉， 它引发宗教世俗化和知识科学化，并以之为辅翼互相作用共同导致思想意识现代化。近代西欧三国的教育改革对于其思想意识现代化的作用不仅显而易见，就其普及程度而言也远远超过了其他方面的影响，可以说，三国在实现思想意识现代化过程中，改革仍然是主旋律。
    德国的教育改革对整个国家现代化的作用远远超过了英、法，直接导致思想意识结构向现代转变。在19世纪初期的欧洲战争中，德意志被法国击败，使其痛感改革教育重振国家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学者费希特作了多次有关改革教育的公开演讲，呼吁普及教育，唤醒民族精神。这种情况下，德国开始了教育改革。早在16世纪中后期，德国就成了世界上最早实施强迫义务和初等教育的国家。到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大帝时，规定国家管理学校。这是世界上“最早把学校教育（特别是初等学校）的管辖权从教会转归国家的开端”〔7〕， 也可以认为是普鲁士教育走向普及的第一步。1809年，威廉·冯·洪堡出任普鲁士的公共教育部长，沿着教育普及的思路， 依据新人文主义精神对教育进行改革。 1825年通过关于实行初等义务教育的法令，进一步强调实行初等义务教育。在此基础上，政府重视发展普通学校和师范教育。在中等教育方面，1810年规定教师职位是一种专门职务，必须通过特种考试合格者方能担任。这便打破了僧侣牧师充塞中学教师席位的局面。在高等教育方面，1810年洪登堡亲自主持创办柏林大学，领风骚于欧洲，开创了一代学风。德国三级教育体制的建立，使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了教育，“这个时期的荣誉不是个别人所受教育的高度，而是教育的数量、广度和在许多人之中的普及。”〔8〕德国统一后， 为满足强力统治和扩张侵略的需要以及高速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要求，1872年继续进行了教育改革。诸如加强实施普及强迫义务初等教育，大力发展职业学校，调整中学课程文、实科比例，增设理工科和商科大学等等。通过改革，德国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建立起来，德意志公民的文化意识水准大大提高，教育实现了最大程度的普及化。据统计，到19世纪末期，享受初等教育的学生占全国学生总数的92%〔9〕，1895年的普鲁士文盲只有0.33 %〔10〕，为整个社会思想意识的转变提供了动力，奠定了基础，并为加速德国资本主义工业化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精神保证。
    法国在大革命时期，有识之士就主张普及初等教育，加强科技教育，废除宗教课程，由国家办学。拿破仑统治时期，在教育上进行了重大改革。他创建分级公学制，这样法国的全国性统一教育体系逐渐形成，他还加强中等教育，重视师范教育。此时初等教育虽仍由教会管理，但受到国家监督，使教育向普及化迈出一步。七月王朝为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重视初等教育，1833年颁布的国民教育法令把教育普及化推向前进。到1848年全国国民教育网建立。第二共和国颁布了具有民主精神的教育改革方案，明确宣布实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第二帝国时期，在课程设置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加强了实科教育，推动了科技的发展。第三共和国为重振法国经济，继续改革教育。1881-1882年间颁布初等学校教育法，实施普及义务免费初等教育。同时排除学校的教会势力，废除“法鲁方案”中给予教会监督学校的权力和牧师僧侣任教的特权，并取消学校的宗教课，宣布教育的世俗性原则。此外还在其他各方面进行了广阔的改革。以后法国教育最终走上了普及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