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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东南亚的介入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 吴群 参加讨论

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占领了菲律宾,在东南亚建立起殖民地。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才真正认识东南亚的价值,介入东南亚事务。本文试图在回顾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探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东南亚政策的历史渊源。
    一、美国殖民地的建立
    东南亚是位于亚洲东南部,由中南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组成的地区,包括今天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等国家。16世纪起,这里就成为欧洲列强征服掠夺的对象。19世纪初,有少量的美国商人和传教士到东南亚经商和传教。19世纪中期,美国尾随列强强迫东南亚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以获取权益。例如:1833年美国与暹罗(泰国旧名)签订通商条约,获得1826年英暹条约的好处。1850年美国与文莱苏丹签约,取得最惠国待遇。但与列强相比,实力有限的美国获利并不多。19世纪末当美国冲向亚洲参与列强角逐时,东南亚已被瓜分完毕。越、老、柬成了法属印度支那、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是英属殖民地,印尼沦为了荷属东印度,菲律宾是西班牙的囊中物。独立的泰国则是作为英法势力范围的缓冲国而存在的。于是,美国把竞争的矛头指向西班牙,把扩张的目标定在菲律宾。
    美国把西班牙选为对手的主要根据是:第一,在列强中西班牙军事力量最弱,已是衰落的殖民帝国。第二,在美国的扩张道路上,西属古巴和西属菲律宾构成了两大障碍。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其战果之一是美国以2000万美元的代价攫取了菲律宾。政治上,美国把菲律宾当作移植美国式民主制度、价值观念的试验场。经济上,美国把菲律宾作为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投资场所。不过,在美国人眼里,菲律宾的战略价值更为重要。1898年4月, 美国参议员艾伯特·贝弗里奇就提出:“我们今后最大的贸易一定是与亚洲进行”,“我们的剩余产品在哪里寻找消费者呢?地理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是我们天然的消费者,”“菲律宾在整个东方门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地。”〔1〕显然, 美国把菲律宾看作向中国扩张的基地。
    1899年,美国立即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与列强争夺中国。此时美国为何不把扩张的重点放到东南亚其他国家?原因种种,但最重要的是,自1784年“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成功后,开发中国这个大市场便成为美国向太平洋扩张的动力和目的。而美国不但与东南亚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十分有限,并且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东南亚还是一片彼此分离的神秘的土地,与美国利益价值不大的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对东南亚的认识。
    二、“东南亚观”的形成
    1940年,日本把整个东南亚统统划进它的“大东亚新秩序”范围内,于9月首先出兵法属印度支那。并以此为基地,从1941年12 月至1942年5月西进占领缅甸,切断中国与外界的通道,形成包抄中国之势, 同时直逼英属印度;南下夺取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完全扼住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咽喉,阻断英国与其自治领的联系,直接威胁澳大利亚的生存;东进占领菲律宾,使美国丧失远东基地。倾刻间,1.5亿人口和3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变为日本的战利品。东南亚的丰富物产,尤其是石油、橡胶、大米成了支持日本战争的战略物资。日本在东南亚的军事胜利第一次突出了东南亚作为单一地缘政治单位的战略价值,推动了美国对东南亚的研究。
    1940年夏天,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把世界分成若干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研究。5月, 战争与和平研究项目领土小组成员欧文·拉铁摩尔率先提出:“由于需要获得东南亚的橡胶、锡和其他资源以及该地区海上和空中交通会聚的战略重要性,如果它被一个不友好的或独占的国家所控制,那么美国的利益将会严重地受到伤害。”〔2〕1940年12月, 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与政府代表共同参加的会议上,正式产生了名为“美国的远东政策”备忘录。备忘录认为,美国在东南亚的主要利益分两个方面:首先是经济上的,“菲律宾群岛、荷属东印度以及英属马来亚是美国平时和战时的重要原料的主要来源,这些地方若被一个潜在的敌对力量所控制,将会极大地限制我们的行动自由。”其次,战略的考虑要求防止日本占领东南亚,因为日本的控制将会损害英国对抗希特勒的战争努力,威胁着它的原料供应并削弱英国在亚洲的整个地位。〔3 〕对外关系委员会强调东南亚是世界上具有巨大战略和经济重要性的关键地区的意见,引起了美国政府对东南亚前所未有的重视。1941年11月28日,由国务卿赫尔、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决定,罗斯福总统须通知国会和美国人民,如果日本进攻新加坡或东印度群岛,将危及美国的安全并可能爆发战争。
    随着日本对东南亚地区侵略战争的扩大,美国对东南亚的认识不断深化。东南亚地区在战略上相互依存,已组成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单位的地缘政治概念为美国所接受。东南亚在经济、战略上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观点逐渐在美国政府中树立。这个“东南亚观”决定了美国看待东南亚事务的立场,促使美国在战时就开始介入东南亚事务。
    三、建立“新秩序”的尝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殖民者被赶走,东南亚地区为日本一家独占。旧秩序的破坏为美国建立新秩序提供了机会。
    1942年6月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谈时提出,白人国家不能希望在印度支那、马来属邦和荷属东印度这些地区长久保持殖民地。〔4〕1943年3月,罗斯福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建议,通过“国际托管”计划使殖民地成为独立国家。11月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提出了具体的印度支那托管机构方案。这个机构应“包括一名法国人,一、二名印度支那人以及一名中国人和一名俄国人,……也可以加上一名菲律宾人和一名美国人。”〔5〕尽管遭到英、法的多次反对, 罗斯福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甚至在逝世前一个月, 依然坚持把印度支那置于国际托管的意见。
    重建东南亚的设想并不限于国际托管殖民地的建议,美国在军事方面亦有安排。1941年,在阿卡迪亚会议上,美英同意在亚太地区成立两个战区:美、英、荷、澳战区和中国战区。鉴于荷兰、法国已被德国占领,根本无力组织抗日军事行动,在欧洲承担了抗击德国重任的英国也无多余的军事力量用于亚太地区,1942年3月9日罗斯福电告丘吉尔:“美国将承担起在太平洋地区的全部作战责任。整个地区的陆、海、空军作战方面的决议将由美国三军参谋长在华盛顿作出。”〔6〕根据4 月4日命令,尼米兹将军负责太平洋地区,麦克阿瑟将军指挥西南太平洋地区。美国建立起了对太平洋地区的管辖权。
    当欧洲战局稍有改善,英国提出愿把英舰用于对日作战时,无论尼米兹还是麦克阿瑟都不要英国的帮助。 为了阻止法国返回印度支那, 1944年4月罗斯福拒绝批准在东南亚战区司令部附设法国军事代表团。10月,罗斯福明确指示国务卿:“勿与印度支那有关的(法国)抵抗团体发生关系。”〔7〕
    美国提出殖民地实行国际托管的建议,以及控制太平洋军事指挥权、阻挠英、法、荷重返东南亚的举动,并不如美国吹嘘的那样高尚--纯粹出于反对殖民主义的动机。事实上,这都是美国与老殖民者争夺东南亚的尝试。早在1942年3 月美国国务院商务顾问就对荷兰外长表示:“伟大的美国民族再也不会容许英国人和荷兰人来支配他购买锡和橡胶的价格。”〔8〕对外关系委员会在1943年9月致罗斯福的备忘录中也指出:应该把东南亚的“政治和经济统治权交给对美国友好的人手中,”这样才能建立“一视同仁的贸易政策和关系,”“使美国和其他国家得以根据大西洋宪章同该地区进行贸易和取得原料,并在该地区投资和经营工商业。”〔9〕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麦克阿瑟表白得更清楚。 他说,既然美国承担了菲律宾和其他地方的作战任务,就不应当让英国去享受由于解放这些岛屿而带来的荣誉和物质利益。〔10〕美国介入东南亚的目的昭然若揭。
    四、与西方明国“交易”
    暂且不论美国的经济实力,仅就政治、军事而言与英、法、荷在东南亚较量,美国也明显占有优势。
    政治方面:战争期间东南亚形势十分复杂。日军是打着“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旗号开进东南亚的。尽管日本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军事统治而给予印支、菲、缅、印尼等国名义上的独立,但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东南亚人民渴求民族独立的愿望。面对东南亚的民族觉醒,英、法、荷这几个殖民国家却没有作出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选择。1944年法国召开海外领地总督会议,通过的文件公然宣称:“即使在最遥远的将来,也必须排除在殖民地建立‘自治政府’。”〔11〕英国维护殖民统治的顽固态度与法国相同。对美国提出的殖民地国际托管建议,丘吉尔反击道:“只要飘扬着不列颠国旗的每一块土地被人们拖到被告席上,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反对。”〔12〕对于战后印尼的命运,“荷兰人从未考虑过承认一个不是荷兰联邦一部分的独立的共和国。”〔13〕西方殖民者要重建殖民地的立场自然引起东南亚人民的强烈反对。作为政治家的罗斯福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一方面美国早于1934年便允诺经十年过渡期给予菲律宾独立,成为前宗主国中的唯一例外。另一方面美国积极呼吁战后给予殖民地独立,在举止言行中避免沾染殖民主义的恶名。如此举措起到良好的政治效果:对日本,起到政治反击作用;对东南亚,争取到当地抗日武装力量的军事配合;对西方盟国,美国握有了施加政治压力的筹码;对美国,使争夺东南亚的行径套上了反殖民主义的光环。
    军事方面:虽然1943年建立了以英国蒙巴顿将军为司令的东南亚战区,但印度支那仍归属中国战区,实际上由驻华美军负责。英属马来亚、泰国、荷属东印度(除苏门答腊)依然归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战区管辖。战时的军事管辖权即意味着战后的政治控制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战后东南亚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已成定局。
    然而,1945年4月以后美国从国际托管殖民地,反对英、法、 荷重返殖民地的立场上后退了。1945年4 月在旧金山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上,中国、苏联等国提出把“独立”列为国际托管制度的基本目的。这本来就是美国的一贯主张。没有料到5月17日美国代表发表声明, 反对以“独立”作为国际托管制度的基本目的。美国完全站到了殖民国家的一边。7月在波茨坦会议上, 美国又应英国要求对东南亚战区作重大调整。蒙巴顿接管了荷属东印度、英属马来亚、泰国等地以及北纬16度以南的印度支那。与此相适应,在8 月的受降令中美国也把除菲律宾和北纬16度以北的印度支那外的东南亚地区划为东南亚战区的受降区。作战范围和受降区域的划分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它实际上决定了战后谁在这一地区具有控制权。因此,可以说这一划分解决了亚太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问题。划分限制了苏联向亚太扩张,明确了西方盟国间的界限。菲律宾、日本、南朝鲜、中国属美国的势力范围,东南亚地区(除菲律宾)属英、法、荷的势力范围。为了缓和与法国的关系,杜鲁门总统邀请戴高乐访美。在1945年8月的法美会谈中,杜鲁门保证:“无论如何, 我国政府不反对法国军队和法国当局回到印度支那去。”今后不给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事务制造障碍。〔14〕
    美国公然支持英、法、荷重返东南亚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战争接近尾声时,美、英、苏三大国的军事合作逐渐为安排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政治斗争所代替。为了弥合与西方盟国的不和,结成反苏反共的联合阵线,美国在东南亚殖民地问题上让了步。第二,在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日本、中国正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基地。为了独占日本,美国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占领日本,不得不有所舍弃地同意调整战区,交出东南亚。鉴于中国与苏联接壤的地理位置,广阔的市场等条件,美国在援华抗日的同时,已把中国看作战后北可对抗苏联、东可抑制日本、南可影响东南亚的战略基地。与中、日相比,东南亚战略地位固然重要,但政治形势不稳定。英法等国要重建殖民地的决心,与东南亚人民要求民族独立的意志同样坚定。东南亚处在了美国全球战略的边缘地位。第三,美国“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野心也使他们向英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类似安排提出批评成为不合逻辑的举动。”〔15〕1944年后,美国逐步从日本人手中夺得太平洋岛屿。这片岛屿位于菲律宾和夏威夷群岛之间的空中和海上通道上,对美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希望在这里立脚并建立军事基地。可这多少有悖于美国在大西洋宪章、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再三申明的不图私利和领土拓展的承诺。为此,美国积极谋求西方盟国的谅解。旧金山会议上对托管制度目标的让步,换得了英国对美国占领太平洋岛屿的支持。不仅对法国重返东南亚的保证甚至换取了法国同意把法属新喀里多尼亚岛的努美阿港作为美军基地。
    与西方盟国的此番交易虽使在太平洋战场上承担了主要军事任务的美国于战后在东南亚没捞到多少战利品,但毕竟是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而作出的一种选择。这次交易最大的受害者是东南亚人民。借着接受日军投降的名义,英军名正言顺地开进东南亚地区。按照相互间的协议,英国又帮助法军、荷军登上印度支那和印尼的土地。于是,西方国家刚刚为自己的民族尊严而战斗的军队马上把枪口对准了同样渴望民族独立、自由的东南亚人民。东南亚人民民族解放之路漫长而艰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东南亚的介入不但严重恶化了战后东南亚局势,而且对战后美国与东南亚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二战前,除菲律宾外,美国与东南亚只有少量的商业贸易关系和往来。战争期间,美国首次认识到东南亚地区的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认识到东南亚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这种“东南亚观”推动了美国介入东南亚事务,更为战后美国制定东南亚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确立了原则。从此,东南亚成为了美国全球战略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扩大在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成为了美国追求的目标。
    注释:
    〔1〕Ruhl J. Bartlett:The RecordofAmericanDiplomacy,New York,1956年,第386-388页。
    〔2〕〔3〕〔9〕劳伦斯·H·肖普,威廉·明特:《帝国智囊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美国对外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年第133页,125-126页,206页。
    〔4〕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商务印书馆,1980年, 下册,第168页。
    〔5〕King C. Chen:Vietnam and China 1938-1954,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年,第91页。
    〔6〕阿诺德·托因比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240页。
    〔7〕Bernard B. Fall:The Two Vietnams,Frederick A.Preager,New York,1963年,第55页。
    〔8〕阿尔弗雷德·格罗塞:《战后欧美关系》,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40-41页。
    〔10〕〔15〕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620 页,915页。
    〔11〕George Rosie:The British in Vietnam,A Panther Book,London,1970年,第33页。
    〔12〕DianeS Clemens:Yalta,OxfordUniversityPress, NewYork,1970年,第242页。
    〔13〕阿诺德·托因比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1942-1946年的远东》,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366页。
    〔14〕夏尔·戴高乐:《战争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第二卷,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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