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福林的“氏族封建制”新说和《中国大通史》的“不再套用‘五种社会形态’的演变模式”，“避免使用涵义不清的封建制度概念”新说有没有内在联系呢？从晁福林也是《中国大通史》的编委成员来推断，晁氏的新说可能是《中国大通史》新说的具体体现。《中国大通史》所谓的“不再套用‘五种社会形态’的演变模式”，就是晁福林所主张的中国在原始社会之后，没有经过奴隶制，而直接进入“氏族封建制”社会的新说，据此推论，在“氏族封建制”之后，还要有其他名号的封建制，这同时也就是《中国大通史》中“避免使用涵义不清的封建制度概念”的具体运用。当然以上所言仅是推论，两者的新说是否一致，其精义在哪里，这只有从他们今后著述中才能得知其全貌。
    《史学月刊》1997年第4期刊载了廖学盛的《更深入地研究“奴隶”与“农奴”的区别》一文，实际这也是一篇中国古史分期的文章。廖学盛在文中明确指出：“从人类社会的没有剥削、压迫的原始社会瓦解的进程看，最早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只能建立在血缘氏族部落的内外区分之上。单纯这一因素就决定了最早的被剥削者只能是人身被占有的奴隶，而决不可能是地域国家中对大土地占有者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同时在文中廖学盛还引用蔡美彪等人著的《中国通史》的第六册《说明》中的一段话：“契丹、党项、女真等族和我国的许多民族一样，遵循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也都经历了从原始的氏族公社制，经过奴隶制发展到封建制的历史过程。”从这两段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廖学盛仍在坚持中国是有过奴隶制社会的，而且也在维护五种社会形态模式，这就说明“不再套用‘五种社会形态’”模式说，在中国史学界还没有达到共识。
    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研究中，有一点倒是有趋于共识的倾向，那就是随着考古发掘多处发现古祭坛、古城遗址，对文明时期有前移的倾向。李学勤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认为“‘五帝’时期是我国王权形成期，出现了早期国家；夏朝初步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商朝的内外服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国家机器；西周王朝通过大规模分封，建立了华夏国家”（莱仁：《〈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简介》，载《中国文物报》1998年7月22日）。该书所提出的夏商周三代国家发展阶段的论点，能否被史学界所接受，还要经受时间的考验，但关于“早期国家”的论点则已有共鸣。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正在编写《河南通史》，书中的第二章就是“早期国家在河南的形成”，可谓是不谋而合。
    要解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指导，要承认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寻的；要承认生产关系的发展一定要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原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背离这一原理，吃过苦头，研究历史更应吸取这一教训。当然，也要承认世界历史发展既有统一性，也有多样性的原理。遵循这些基本原理而不是生搬硬套某一历史发展公式，就能探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发展规律来。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古国，在世界上只有中国的历史不曾间断过，没有受到外力冲击而断线或转型。中国历史虽然也出现过民族矛盾的冲击，使历史发展出现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但这仅是中华民族内部的融合与斗争出现的波折，经过短期回旋之后，仍按历史原来发展的轨迹前进，可以说中国古代历史是按自身独立的发展轨迹发展的。过去都认为欧洲的历史，希腊、罗马的历史发展规律是典型的，其实欧洲历史的发展受到了外来民族的冲击和干扰，而改变了原来的发展轨迹，如果说它是典型，也只能是区别于中国的典型，而中国的历史发展规律则是古代东方独立发展历史的典型。因此研究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研究中国历史发展轨迹，搞清各个时期的社会性质，不仅对中国，而且也为研究世界历史树立起另一种历史发展规律的典型。
    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就是研究中国历史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研究中国历史各个发展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演变过程，从中找出其发展规律。从生产关系讲，从原始社会迈向阶级社会，人身奴役和剥削主要从两条线上产生。一是在部落战争中，把对方的俘虏转化为奴役对象，有的学者称之为种族奴隶，这条线发生的比较早；二是部落内部氏族成员出现贫富分化，富人将穷人转化为奴役对象，有的学者称其为债务奴隶，这条线发生的比较晚。对这两条线所产生的奴役和剥削，究竟怎样定性，那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再有从奴役和剥削程度来看，也总是越早越残酷、越赤裸，越往后越趋向松弛、缓和，但也不排除某个时期出现疯狂反复，如果对奴役、剥削的产生，对其奴役、剥削发展的趋势，有了理论上的共识，也会有利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解决。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极为复杂、极为艰巨的课题，它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掌握与理解，对浩繁中国古史资料的考订与运用，还要加上研究者个人对理论和史料的不同认识和判断，有时还会遇到政治因素的干扰。因此，一般认为中国古史分期虽然讨论了70年，还没有达到统一的认识，甚至从表面上看分歧越来越大，其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各种学说之间也有很多共识，如对夏商周应属同一性质政权，春秋战国之际发生了重大变化，秦汉时期奴隶数量有增无减，魏晋时期租佃关系的发展，等等，尽管各学派对这些变化有不同的解释，但对史实的认识还是一致的，笔者认为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也应从这一角度作出评价，不一定单纯看到各派之间针锋相对的分歧意见，也要看到各派之间的某些共识，这样就不会认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越讨论分歧越大，而会看到在分歧中有统一认识的趋势，这大概是所有学术讨论的规律。如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汉代的经今古文之争，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儒、道、佛三教之争，从表面看各家各派严守门户，分歧很大，互不相让，实际在辩论过程中，互相吸收对方长处，又各自扬弃自己的缺点，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很多方面趋于一致，共同推动了学术思想的大进步、大发展。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也是这样，各派在讨论中，互相诘难，互相启发，互相吸收，各自扬弃，会出现很多一致或近似的认识。在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中本有八种不同学说，为什么总称为“三论五说”呢？就因为“五说”与“三论”中的后两论有相似或接近的观点，再如最近的“夏商周三代氏族封建制说”，有些论点与西周封建论有相同或近似之处。这样，通过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各个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掌握和理解，对中国古史资料的考订与运用都得到共同的提高，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古代史研究向更深层次，向更高水平的发展。“早期国家”问题的提出，可以说是中国古史研究中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