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充满感情地说道：“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也。”又说郑樵是以“区区一身，僻处寒陋，独犯马、迁以来所不敢为者而为之。”由此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即郑樵作为一介书生，基本上是依靠一己之力，却编纂成一部章学诚誉之为“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的《通志》，这究竟有什么样的主客观条件？这些主客观条件对《通志》的学术质量有何影响？本文拟对此试加探讨。
    一
    关于郑樵编纂《通志》的客观条件，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以归纳分析。
    第一方面，“会通”的学术传统和已有的学术成果的影响。
    郑樵之所以能够编纂一部“会通”的《通志》，从学术思想来看，是因为有着自孔子以来“会通”的治学传统的长期流衍与影响。郑樵强调：“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注：《上宰相书》，《夹漈遗稿》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8页。）又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会通之义大矣哉。”郑樵在追溯“会通之义”的学术渊源时，极为推崇孔子和司马迁的为人和著作，指出：“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司马氏司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修史之本，不可不据仲尼、司马迁会通之法。”（注：《通志总序》，台湾新兴书局1965年影印版，第1页。）
    当然，事实上“会通”的学术传统思想的传承不仅仅局限于孔子和司马迁其人其作。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释通》云：“梁武帝以（司马）迁、（班）固而下，断代为书，于是上起三皇，下讫梁代，撰为《通史》一编，欲以包罗众史。史籍标‘通’，此滥觞也。嗣是而后，源流渐别。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悦）、袁（宏），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综录略仿乎孔（谊）、萧（统），裴璘《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在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盛。”
    由此可见，在郑樵编纂《通志》之前，中国“会通”的学术传统及其实践自孔子、司马迁以来一直有发扬光大者，由此在南朝、中唐和北宋产生了具有创新意义、学术影响深远的三种体现“通”之义的史学著作，这就是梁武帝组织编纂的纪传体《通史》、杜佑的政典体《通典》和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这三部著作郑樵在《通志·总序》阐述“会通”之义时虽然没有被引以为例证，但实际上对他编纂《通志》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上引章学诚所言，郑樵的《通志》在体裁上是直接承继梁武帝的纪传体《通史》而来。
    就学术积累而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成果到两宋之际已经有了空前丰富的积淀。如《隋书·经籍志》著录的经、史、子、集四部共14466部、89666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与不著录的甲（经）部共597部、9505卷，乙（史）部有857部、29201卷，丙（子）部有967部、22767卷，丁（集）部有856部、17748卷，合计共3277部、79221卷。宋人说“惟有莆阳郑夹漈，读尽下八分书”（注：[明]陈循等撰：《寰宇通志》卷46，《人物》“郑樵”，《玄览堂丛书续集、本第8册，第9页。）。可见，两宋之际存在的丰富的文化学术积累，是郑樵治学和著书立说的客观基础。
    以郑樵最引为自豪的《通志·二十略》为例。他对自己的“二十略”的创造性作如此评价：“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在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其五略即礼略、职官略、选举略、刑法略、食货略，“凡兹五略，虽本前人之典，亦非诸史之文也”。所谓十五略，即氏族略、六书略、六音略、天文略、地理略、都邑略、谥略、器服略、乐略、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灾祥略、昆虫草木略。“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汉唐诸儒议论。”不过，他这种忽略前人成果的自我评价有不小的片面性，事实上，即使是“十五略”，多数也是建立在采摭前人的专题研究成果之上的。所以，后来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201《经籍二十八》“郑夹漈通志略”中，清人在《四库全书》卷五十等对此都有所指责，我们不能把这些批评都简单地说成是没有依据的偏见。当然，郑樵的《通志·二十略》不是对前人成果的抄袭或选编，其“精要”正如章学诚所为之申辩的，主要“在乎义例”；“变史志章程，自成家法”（注：《文史通义校注》卷四，《释通》，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5页。）。我们认为，只有不讳言《通志·二十略》是在继承前人学术成果基础上创新，才是合乎学术研究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并不会动摇郑樵在中国史学史上的杰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