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后，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中国史学界逐渐分为中国史研究和世界史研究两大专业队伍。但自从有了这样的专业分工后，这两支队伍长期以来几乎一直都是“各自为政”，自成体系，彼此间很少相互交流和互相交叉--搞中国史研究的人很少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全局和中国史在世界史中所占地位的角度来看待和研究中国历史；同样，搞世界史研究的人也极少把中国史研究与世界史研究结合起来，甚至不把中国史包括在世界史之内。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80年代初，我国出版的中国学者撰写的世界通史著作几乎都不包括中国史，这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界一种很奇特的现象。至于中西兼顾、既熟悉中国史又熟悉世界史的学者，也是甚为稀少；而达到学贯中西和融会中西，两方面都有很深造诣和很大成就的大家，那更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但是，就在少如凤毛麟角的专门大家中，周谷城教授可以算得上是一位相当突出的历史学家。他不但对中国史有着自己独到、精深的研究，写出了许多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论文和两大卷的《中国通史》；而且对于世界史也有十分精湛、深入的研究，也写出了不少见解独到、精辟入理的论文和三大卷世界通史（第四卷因种种原因未完成）。这种情况在中国史学界如果不能说是独一无二，至少也是极为罕见的。
    周谷城教授的学问博大精深，涉及面甚广，本文不可能涉及他所有的学术见解和成就，主要只是想就他在世界史研究方面的一些问题谈些个人的感受。
    周谷城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就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哲学和历史（中国史和世界史），这在像他那样的老一辈学者中，为数并不很多。然而，尽管周谷城很早就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并以其为指导研究历史，但他始终没有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而是坚持认真思考、深入钻研、实事求是，因此对于许多学术问题，都有着他自己独到的、有时甚至是十分精辟的见解。在世界史研究中，他始终没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用种种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来构筑他的世界史体系和撰写有关论文。即使在形而上学猖獗、教条主义横行、大讲特讲阶级斗争的那些年代，他都没有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坚持真理和科学精神，经常唱着与当时“革命气氛”很不协调的“反调”（实际上是科学和实事求是的道理）。为此，他遭到了团团围攻和严厉批判，有些时候甚至成为全国“重点批判”的对象。但今天看看那些“批判”他的所谓“檄文”，除了唱高调、扣大帽和可笑无知外，反过来却恰恰证明了周谷城勇于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科学精神，和正直、无畏的学者品质，证明他所坚持的一些观点的正确性和实事求是性。
    周谷城虽然很早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但他从来没有把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具体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早在30年代，他就提出史学应该有自己的专门理论和方法论，并且还应该有一个层次更高的历史哲学。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历史完形论”（注：参见《周谷城史学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70页。以后所引用的周谷城的一些论点和见解，除出自此文集外，还引自《周谷城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和《世界通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不再一一标明。）。所谓“完形”，即历史自身要“完整”，要有“全面、完整”的形态，或“全局性”之意；史学不应该把完整的历史割裂开来，弄得支离破碎，东一点、西一点地去反映历史；写历史既要构成“统一的整体”，又要“分别反映”，等等。周谷城还站在哲学的高度，从适用于自然界、社会界和精神界的“全局与部分”、“普通与一般”、“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等共同规律的角度，深刻论述了历史中的全局与部分观念，即“部分与全局，同在而有别，有别而同在。部分不能不影响全局，但全局终必决定部分。部分离不开全局，全局为部分的最后决定者”，“这等道理运用于历史研究中，可得解释问题的方便”。周谷城特别重视历史的全局观念，为此他撰写了多篇论文，专门论述这个问题。
    周谷城从“历史完形论”的角度出发，逐一批评了中国史学常用的各种体裁的史书（纪传体、编年体、记事本末体等）的共同最大不足--那就是破坏了“历史自身之完整”。为此，周谷城主张历史应以“人类过去活动之自身”为对象。如果要写出一部具有“历史完形”之通史或其他类型的史学著作，就必须以下列几个标准为必要条件，即：选材应以历史自身为标准，行文应以说明史事为标准，标题应以符合内容为标准。
    在3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旧史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乾嘉式的繁琐经院考据方法仍十分盛行，甚至被许多学者看作是历史学家的看家本事和“真正学问”，就连旧民主主义革命家、著名新派学者蔡元培都认为“史学本是史料学”。周谷城却很不赞同这种观点和治史的方法，他没有走同时代许多史学工作者的老路，没有一头钻到考证和考据学中去，而是十分辩证他看待史料和考证的作用。他承认，“离开史料，历史简直无从研究起”，“从片段的史料中可以发现完整的历史”，史料“可视为寻找历史之指路碑”、“历史之代表或片段的痕迹”，但再多的史料并不等于就是历史，更不是“完整的历史之自身”。至于离开了全局的考证，甚至为了考证而考证，那是没有甚麽意义的，史料的考证必须取决于全局，而对于全局有关键性的东西却非考证不可；不能把历史弄成是一大堆零碎史料的堆积，“不能把个别史料的考释之和看成整体历史之有机组织”；有时史料太多反而比史料太少更麻烦，因为编排不好会把历史写得更糟；……与此同时，他也批评了有些人企图用史观代替历史的另一种倾向，指出史观也非历史之自身，而只是对历史的一些看法。周谷城始终坚持唯物主义史观，把历史看成是一种客观的独立存在，并非是有了史学家的研究和著作后才存在的，因此他坚决反对当时史学界中颇为流行的把历史看成是史学家主观产物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反对把历史分为“主观的历史”和“客观的历史”。以上诸种观点在现在看来恐怕已不稀奇，但在60年前唯心主义史观还在旧中国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能够这样坚决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却是很难可能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