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树立以“通”为特征的整体历史观,求得历史自身的完整性 周谷城先生以一人之力,撰写出《中国通史》上下两册(开明书店,1939年出版),这在中国史学界是不多的。 在初版《中国通史》的“导论”中,周先生标举了中国古代所谓通史的“通”字的四种意义,如“历代事情前后相续,著于一书,叫做通史”,等等。他以为这几种意思都不足以反映今日通史之“通”的内蕴,从而提出“维护完形之通史”的概念。即,将“通”建立在他的“历史完形论”的基础上,其要义在于:不要毁坏历史之完形;在分解历史的诸因素时,须寻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求得历史自身的完整性。 对这一整体的历史观,后来周先生又在《史学上的全局观念》等文章中作进一步的阐述,他强调:“历史自身是复杂众多的统一整体,它的各部分互相联系着,互相依靠着,互相制约着。”研究会通各部门的历史,不能不利用专科史,但专史之和不同于会通史;研究纵贯各朝代的历史,不能不利用各朝史,但各朝历史之和不同于贯通史;研究历史,不能不利用史料,但个别史料的考释之和不同于整体历史之有机组织。(注:《学术月刊》,1959年第12期。) 针对当时流传的“史学本是史料学”(蔡元培:《明清史料序言》)的观点,周先生有一段很精当的评论。他认为历史“只能从史料中寻找而发见出来”,因为此说有助于纠正史学界的空疏之弊;然而这一说法本身却并不正确,因为史料并不等于历史,而“只可视为寻找历史之指路碑,只可视为历史之代表或片段的痕迹”。他还批评当时的一些史著,将“动的历史化成静的史料”,将“历史之完形化为史料之分类排比”,“致读者只看见条理系统井然的史料,看不见活跃而完整的人类活动”。(注:《历史完形论》,载《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周先生的中国史论著往往具有高屋建瓴之势,力图阐明由社会活动和各个历史事件所组成的整体的历史过程,即“历史自身之完整性”。即使细小的个案研究,也是着意于以小见大,由树木而引见到森林。 二、在世界史的总体格局中审视中国历史的发展 周先生常讲:研究中国史,千万莫把世界史的那个全局观点丢掉了,一定要与世界史结合着研究。(注:《史学与美学》“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直到迟暮之年,他仍反复告诫下一辈,只有了解世界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才能知道为什么中国在近代会落后,才能看准世界的发展趋势。(注:周洛华:《回忆我的祖父周谷城》,载《世纪》1998年第3期。) 周先生曾专门著文阐发中外历史比较的重要性。他说,研究历史,“不拿中外历史对照着看,就很不容易看得清,就很不容易作进一步的考虑”。而有了比较的眼光,就可以减少“一些不应有的偏见”。(注:《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在这方面,周先生自己身体力行,为后学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具典型意义的例子。 自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在中国学术界确立其作为圭臬的地位之后,引发出一场旷日持久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社会分期”的大讨论。“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等,诸家说法不一,各执一辞;并且在无形中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漫长的观点。周先生以世界史的眼光审视中国问题,独辟蹊径,自创一说,饶有深意。他概括出十项世界古史上奴隶制时代的特征,包括:铁的发现和使用、城市工商业的发达、社会激烈的自由竞争、法或法制的出现、经典的纂集、统一集权帝国的出现、封建等级国的没落等,指出中国封建时代始于东汉后期,如此,上述诸特征也无例外地见之于中国的奴隶制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与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相符合。准此,中国封建时代至长不过一千多年,也就“可以省去(中国)封建长期的假设或特例”。(注:《封建长期,似乎不长》,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 周先生将中国进入封建时代的上限定在公元二世纪下半期,不过又指出,“为了方便起见,找一固定的年代,即以公元9年,王莽纂夺汉政权的那一年为开始之年”(注:《论古封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这与他早先在《中国通史》中以该年作为中国中世的开端相一致,也表明其古代史分期的见解,是建立在对中国史实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基础上的,并非简单地套用某一既定的标准、模式,削中国之“足”以适外国之“履”。 在遵从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同时,周先生还尽力将“封建”的古义(“分封建诸侯”)彰显出来,以此突现中国奴隶制时代的某些特点,并将其置放到世界史的总体框架中加以观照。他强调,所谓“封建”有两种,一指古封建,即奴隶制时代的封建等级制,一指中世纪的封建,即时人习称的封建社会。这样做,有助于当时的人们比较完整地把握“封建”的涵义,进而全面认识中国古代史。今天,我们重新研究、检视中国的封建社会问题,周先生的言论无疑是可资参考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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