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批土筑或石头砌筑的城址是一种非常醒目的人文景观，它好像是历史长河中一种高耸的里程碑，把野蛮和文明两个阶段清楚地区分开来，中国历史从此开始了新的篇章。但走向文明应该有一个过程，不是一个早上就能够从野蛮跨入文明，更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达到一般意义上的文明的发展水平。但是无论如何，城址的出现应该视为走向文明的一种最显著的标志。
    由于考古的发现总是要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过程，人们的认识也会根据考古发现的进展情况而有所调整和深化。在刚刚发现史前城址时，人们虽然会觉得很重要，但在估计其意义时难免有失准确，所以不少学者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当发现越来越多，时间也越提越早的时候，人们就有可能通盘考虑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社会的，其中史前城址的出现和演变自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早年在讨论中国文明起源时，有的学者还提出首先要明白什么是文明，要弄清楚文明的概念，才可以明确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大多数学者不赞成那种从概念出发的思维方式，而主张从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分析。至于文明标志，不同的学者多有不同的说法，每个地区也可能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注：童恩正《有关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与安志敏先生商榷》，《考古》1989年第1期。）。 夏鼐先生在论述中国文明的起源时采取了一种非常平实的叙述方法，先从小屯殷墟谈起，接着谈郑州商城，然后谈二里头都城遗址（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这既反映了中国考古学探索古代文明的历程，又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几个主要发展阶段。夏先生虽然明确提出都市、文字和青铜器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但是他的主要立论根据却是上述几个都城。因为都城是国家物化形式的集中表现，是各种文明因素的总汇。
    在夏先生发表那篇著名文章的时候，中国还只发现了几座不大的史前城址。所以他认为二里头文化，至少是它的晚期够得上称为文明。“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于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不过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谈到：“有人以为‘文明’这一名称，也可以用低标准来衡量，把文明的起源放在新石器时代中。不管怎样，文明是由‘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6页。）这个意见曾经被广泛接受。在1989年《考古》编辑部召开的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学术座谈会上，则把文明要素的起源与文明社会的产生相区别，而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入文明社会，在会上就有不同的意见（注：白云翔等《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
    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苏秉琦先生独树一帜。他高屋建瓴，在区系类型学说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被归纳为多元论的条块说和满天星斗说；提出了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裂变、碰撞与融合，以及文明起源的过程：古文化-古城-古国。与此相关还提出了国家发展的三部曲与三模式。他在最后完成的一部总结性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这些观点（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苏先生的研究充满辩证法。他注意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有相通的一面；中国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有它自己的许多特点。我们要研究这些特点，才能认清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史的贡献。他在研究中国文明发展史时，总是不忘记从960万平方公里的全局出发， 同时又充分注意地方的特点。他认为以中国之大和民族、文化之复杂，使它的文明起源不可能是单线条的和单个模式的。所以他在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和国家发展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的时候，认为这一过程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曾经以不同的方式一再重现过。所以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应该有不同的模式，有原生型，还有次生型和续生型，最后才形成为现代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他的这一思想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苏先生关于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理论最先是从辽西地区的工作提出来的，当时还不知道有像郑州西山和澧县城头山那样早的遗址。如果我们根据苏先生的思路，将现在所知早于二里头文化的城址和中心级聚落的资料排比一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相当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期、大溪文化的早中期和大汶口文化的早期等，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前3500年左右。除城头山外，据说还有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山东阳谷王家庄城（注：张学海《东土古国探索》，《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但还没有见到详细资料。 这是城址初现的时期，数量少、规模小，结构上还保留环濠聚落的一些特点。其中城头山城内有较大的制陶作坊和椭圆形祭坛等遗迹，说明那里是一个陶业中心和宗教中心；城内发现的墓葬表明其居民已经有初步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的分化（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 在大汶口文化早期，至少在它的中心大汶口遗址已出现贵族墓和明显的贫富分化与社会地位分化现象（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科学出版社，1997年。）。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则出现了像陕西华阴西关堡和华县泉护村等面积达数十万以至一百多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西关堡的白衣彩陶豆和泉护村的黑陶鹰鼎，是别的遗址所不见的精美重器。与此年代差不多的还有安徽含山凌家滩的祭坛与贵族坟山，那里出土了玉人、玉龟和刻有方位的玉牌等众多精美玉器。凡此都说明这个时期在一些较发达的文化中心，已经率先迈开了走向文明的坚定步伐。
    第二阶段相当于仰韶文化后期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红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良渚文化、大溪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早中期等，年代大约为公元前3500～前2600年左右，各地的年代容有一些差别。这是史前城址迅猛发展的时期，公元前3000年以后发展更为迅速。城址的数量大增，有的似有成组和分等级的现象，有的规模也十分可观。这个时期社会分化的现象在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红山文化晚期看得最为清楚，这几个文化的资料往往作为文明起源较早的重要证据，对于它们的个案研究也进行得比较深入。这时社会的分层已十分明显，甚至达到了比较尖锐的程度。尽管文化之间的联系、接触与碰撞大为增加，而各自仍然保持着相当独特的风格，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按照苏先生的说法，它们都应该属于原生型的模式。目前对这个阶段的社会性质还有各种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已经进入文明社会，有的则认为还是史前社会。不管怎样，这个时期已经比第一阶段进了一大步，文明化程度更高了，文明社会的色彩更浓了，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