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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伊考古一百年(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 张强 参加讨论

至于特洛伊的地理位置,历史学家亦试图利用赫梯文献中的相关记载用以旁证特洛伊的考古发现。瑞士学者E.弗勒自1924年撰文称他在赫梯泥板文书中释读出阿卡亚人以及荷马笔下特洛伊战争希腊联军诸英雄的名字以来,即引起学界在语言、历史、考古几个方面对所谓“Ahhiyawa问题”的探讨,支持者与反对者均不乏其人(注:参阅J.弗里德里希:《赫梯楔形文字文献中提及希腊了吗? 》( J. Friedrich,"Werden in denhethitischenKeilshrifttextendieGriechenerwahnt?"),《小亚研究》1927年第一卷第1期,第87~107页;F. 索迈尔:《阿黑亚瓦文书》(F.Sommer,Die Ahhiyawa-Urkunden),慕尼黑1932 版; 以及F. 沙凯尔迈尔:《赫梯人和阿卡亚人》 (F.Schachermeyr,Hethiter und Achaer),《古代东方学会杂志》1935年第九卷1~2期。)。
    阿卡亚(Axaia)这一地名源自阿卡亚人(Axaioi)一词, 阿卡亚人在荷马诗史中是指阿基勒乌斯王所率领的米尔米冬人以及阿伽门农麾下的迈锡尼人,也常用来泛指希腊人(注:参阅N.G.哈梦德等主编的《剑桥古典辞书》(N.G.L.Hammond, et al.,TheOxfordClassicalDictionary),剑桥1984版,第3页;P. 尚泰编着的《希腊语词源词典》(P. Chantraine, Dictionnaire étymologiquedela languegrecque),克林科西克1990版,第149页。)。弗勒认为,出现在赫梯泥板文书中的Ahhiyawa人即是荷马史诗中阿卡亚人,而史诗中的“特洛伊的阿莱克珊德罗斯(Alexandros of Troy)”在赫梯文献中的对译形式为“Alaksandus of Wilusa”,迈锡尼王“阿特柔斯(Atreus)”为“Attarissiyas”,奥尔克美诺斯王“安德雷乌斯(Andreus )”为“Antarawas”,“埃特奥克莱斯(Eteocles)”为“Tawagalawas”,“特洛伊(Troy)”与“伊里奥斯(Ilios)”则分别为“Taruisa”与“Wilusaya”。
    从语言学上讲,Ahhiyawa一词中的最后一个长元音a 意指一个国家或一个王国,至于阿卡亚一词中的x和ai缘何变成赫梯文中hh与iya,Denys L.裴基把这类错误的对译形式解释为能力的不足,“是一个民族的缺陷,是为所有官员与书吏几个世纪过程中所共有的”(注:D.L.裴基:《历史与荷马的〈伊里亚特记〉》(Denys L. Page,Historyandthe Homeric Iliad),加利福尼亚1959版,第3页。)。J.D.穆利基于赫梯人把希腊文中的米利都(Miletus)、以弗所(Ephesus)、莱斯沃斯(Lesbos)等地名分别移译成Millawanda、Apasas与Lazpas这一为学界所广泛认同的观点,提出了逆向思维的论断,他认为:包括Ahhiyawa在内的这些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名称是固有的,而出现在希腊语中的形式则是派生而来的(注:J.D.穆利:《赫梯人与阿卡亚人》(J.D.Muhly,Hittites and Achaeans:Ahhiyawa Redomitus),《历史》(Historia)第23期(1974),第135页。), 词形的变化是为了符合安纳托利亚人的语言习惯(注: S.克萨克:《赫梯人与希腊人》(S.Kosak,TheHittites and the Greeks),《语言学》(Linguistica),1980年第20期,第39页。)。凡此种种解释虽然有着各种不同的反对意见,但绝大部分荷马问题研究专家还是接受了弗勒所提出的“Ahhiyawa人等同于阿卡亚人”的说法,并利用赫梯文献(公元前14~13世纪)所能提供的有限史料来为Ahhiyawa定域并推及Ahhiyawa与赫梯、特洛伊乃至于特洛伊战争的关系。
    综观迄今所发现的赫梯泥板文书,有关Ahhiyawa的记载七见,其中Ahhiyawa的早期形式Ahhiya盖始于玛杜瓦塔铭文(Maduwatta text,约当公元前1400年以前)(注:参阅《博卡兹克依出土的楔形文字文书》(Keilschrifturkunden aus Boghazkoi),14.1;A. 格俄慈:《玛杜瓦塔》(A.Goetze,Madduwatta),第32卷第1期,达姆施塔特1968版。)。鉴于赫梯文献中没有Ahhiyawa地理位置的明确记载,论者往往人言言殊。争论的焦点归结起来有三:作为希腊领土,Ahhiyawa在小亚细亚;在东地中海上的某一岛屿;在希腊大陆。
    HansG.古特伯克在其《赫梯人与爱琴世界》一文中对涉及Ahhiyawa的所有赫梯文献重新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后认定,Ahhiyawa除希腊大陆外不可能在任何其他什么地方。而B.罗兹尼早在1929年提出的罗得斯岛说(注:B. 罗兹尼:《赫梯人与希腊人》(B.Hrozny,Hethiter und Griechen),近东考古杂志,1929年第1期,第323~343页。)则得到了裴基进一步的认同。裴基主要的依据是赫梯新国王时期一位国王写给Ahhiyawa国王的一封信。在信中,赫梯国王抱怨Ahhiyawa纵容一个名叫皮亚玛拉杜斯的逃犯,但用词并不失礼节,且谦卑有加。裴基认为,如此之态度,军事上言之,只能说明赫梯对Ahhiyawa鞭长莫及,也就是说大海横亘在它与Ahhiyawa之间,另外,赫梯国王在信中称Ahhiyawa国王为“我的兄弟”,这样一种称谓恰是当时埃及、巴比伦、亚述等各国君王间通行的外交辞令。在穆尔西里和穆瓦塔利(公元前14世纪)统治时期,罗得斯作为东地中海希腊统治下的岛屿,就其实力、人口而言,是唯一可以与赫梯抗衡的势力(注:D.L.裴基:《历史与荷马的〈伊里亚特记〉》,第1~40页。)。对此, 马克魁恩并不同意裴基的观点,他认为,赫梯渴望与Ahhiyawa和平相处,则是另有原因。作为特洛阿斯(注:特洛阿斯(Troas )为小亚细亚西北角的一个山区,因该地区曾受制于特洛伊人的说法而得名。)说的支持者,马克魁恩在其《历史与地理》一书中论证道,赫梯诸王之所以与这一地区各国保持良好关系,“是因为切断锡的通道对其帝国而言无疑是一致命的打击”。米拉阿尔特在《安纳托利亚的贸易》一书里进一步推测,赫梯当时所需的锡可能来自波希米亚,而从波希米亚到赫梯势必要途经安纳托利亚的西北部,也就是说途径特洛阿斯。
    “Ahhiyawa地在特洛阿斯的说法是与已知的Ahhiyawa历史紧密相关的,正如马克魁恩所指出的那样:‘它包括特洛伊Ⅵ的后半期以及有可能特洛伊Ⅶa和Ⅶb1的全部。’另外,特洛伊Ⅵ和Ⅶa的考古遗存表明与东地中海口岸的商业往来关系,而这大概可以反映出Ahhiyawa与这一地区间的贸易接触。”(注:伯里斯:《Ahhiyawa与特洛伊--错误的类比?》,《历史》(Historia),1977年第26期,第26页。)鉴于此,出现在赫梯铭文中的Truisa可能指的就是特洛伊,而特洛伊可能即是当年Ahhiyawa人的军事要塞,弗勒早年的推断不无一定道理。
    二、“疑古”与“信古”
    早在18世纪末叶,德国学者魏尔夫即对历史上是否有过荷马其人提出了疑义,以后围绕着荷马的生卒年代以及史诗的成书时间等问题集讼纷纭,形成了欧洲文学史上的所谓“荷马问题”。
    据荷马史诗记载,希腊联军攻打特洛伊是因为斯巴达王美奈拉乌斯的妻子海伦遭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劫持而引起的。众所周知,荷马史诗中不乏传奇色彩,特洛伊战争的起因问题便是其中最为浓重的一笔。那么,荷马在其史诗中向后人所叙述的特洛伊战争是否可以作为基本史实来看待呢?
    1964年《希腊研究杂志》第84期刊登了M.I.芬利于1963年10月24日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发表的关于特洛伊战争的演讲稿。作为“疑古”论的代表人物,芬利认为,荷马《伊里亚特记》和《奥德修斯记》中关于特洛伊战争的传说,由于史诗中不乏夸张、歪曲、虚构以及相互矛盾之处,所以有关特洛伊战争的记载不足以作为史实而采信。他以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法国的《罗兰之歌》以及前南斯拉夫有关科索沃战争的史诗来证明史诗作为历史研究的不可靠性;他对希萨利克的考古发现以及其他地区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也持有异议,进而全盘否定了历史上曾发生过荷马所叙述的特洛伊战争。至于特洛伊Ⅶa的陷落, 芬利推测为来自北方人的入侵,而非来自希腊大陆的所谓“阿卡亚人”的围攻。持此种观点的人还有A.胡伯克、C.G.斯塔尔等人。
    《希腊研究杂志》同期在“特洛伊战争”这一总的标题下还配发了J.L.卡斯基、G.S.基尔克以及D.L.裴基的专题文章,他们分别从考古学、史诗传说的性质以及荷马与特洛伊战争几个方面对芬利的“疑古”论逐一进行了反驳,并力图利用其他地区同期相关的文献来进一步为特洛伊战争定位与定年。至此,西方古典学界在这一问题上“信古”与“疑古”的论争达到白热化。
    事实上,为数不少的学者对早期罗马历史传统也持有过怀疑态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古研究成果已经基本证实了罗马早期历史传统的真实性。古代传统并非空穴来风、无所依据,无论在近东史还是在西方古典历史研究过程中均证实了这一点。就特洛伊战争而言,自什里曼在希萨利克遗址考古挖掘百余年来,几乎每年都有考古报告发表,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尚未发现任何与特洛伊战争相关的“直接的、带有文字载记的遗存”。这就使得“疑古”论者全盘否认特洛伊战争的历史真实性有了“必要的理论上的依据”。
    西方古典学界的这场“信古”与“疑古”之争,从文学到史学,历百余年而未衰,怕是真的“要延续到下一个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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