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19年首批到达北美殖民地的20个黑人中，一个叫安纳森的男子与伊莎贝拉的女子结婚，他们的儿子威廉·塔克成为第一位在北美殖民地出生的黑人，并于1624年在弗吉尼亚接受洗礼。
    在1619～1661间， 北美殖民地出生的黑人皆为自由人或契约奴。 1661年首先从弗吉尼亚殖民地开始，奴隶制成为合法，奴隶的孩子永远是奴隶，奴隶的母亲自然是肯定的奴隶。这种状况维持到1863年奴隶解放为止。
    从1661年到1863年的200年里， 美国的女黑奴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白人世界，在那里她是女奴，是主人的财产；另一个是黑人世界，在那里她是女人，是孩子的母亲、丈夫的妻子。
    本文试图考察女黑奴在这两个世界的生活状况。作为女奴和女人，这双重角色是不可分割的，并为从女奴到成为自由的女人进行斗争，构成女黑奴的独特性。在美国妇女史上，她们自有不可忽略的价值和魅力。
    一在白人世界
    美国奴隶制的罪恶是罄竹难书的，正如着名的废奴主义者弗·道格拉斯揭露的那样：“美国的奴隶制就是授予一个人得以运用和强行把别人的肉体和灵魂作为财产的权利，奴隶的处境简直同野兽一样，他是一份财产……他自己的美德、良心、智慧和感情，完全被主人废弃不顾。”（注：杨生茂主编：《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9-20页。）因此，奴隶制下的黑人处境是极其悲惨的。通常说来，女黑奴在各个方面又比男黑奴更加艰辛、痛苦、受限制，她们除了跟男黑奴一样从事强制性劳动外，还要忍受生育痛苦，忍受无视她们女性特征的虐待。此外，成为白人男性的泄欲工具，更是女黑奴的家常便饭。
    女黑奴的使用分两部分：一部分用于田间劳动，另一部分用于主人的家庭服务。前者从天亮到天黑都在地里干活，种植、管理和收获棉花、甘蔗、稻子、烟草等。她们耕地、扬场、砍树、拖木、锄地。在每年8月开始的摘棉季节里，黑奴们带上一只小袋和一只大篮子， 天蒙蒙亮就到棉花地里，除了有10到15分钟的时间吃一顿冷熏肉中餐外，其余时间必须马不停蹄地干活，直到天黑看不清为止。那些第一次来地里干活的新手，往往在监工暴风骤雨般的皮鞭驱使下，尽可能快地摘棉花；当天晚上过称时，他（她）摘来的棉花的重量将成为日后每天上交的标准。每天收工后，所有奴隶集合在仓库前将摘来的棉花过称，一旦超过重量10到20磅者，监工就要调整他（她）第二天的上交量，一旦不够重量，那便是一顿鞭打。如果被发现在仓库里小睡，或者早上睡过了头，将受到不少于20鞭的惩罚。因此，“黑奴们总要在祷告之后才敢沉沉睡去，他们祈祷第二天能一听到号子便迅速睁开眼， 站起来”（注：GerdaLerner ed., Black Women in White America, ADocumentaryHistory, New York,1973,pp.16.）。
    一般说来，正处生产期的女黑奴在小孩出生前3～4个星期内工作量相对减少，也较少受鞭打。小孩出生后，她能得到额外配给的衣服和口粮，但通常在小孩出生4个星期后，她即被赶入地里干活， 与平常无异了。未断奶的婴儿交由家里4～6岁的孩子照看，如果家里没有能够照看婴儿的孩子，婴儿就随带地里。这里是一个前黑奴的回忆：
    早上四点钟铃声响了，他们有半个钟头的准备时间……女人必须干跟男人一样的活，完成一样的工作量，如果种植园离家远，未断奶的婴儿整天带在地头，如果离家近，那么妇女被允许一天回去两三次照看她们的婴儿。（注：Barbara Welter, The Women Question inAmericaHistory, New York, 1971,p.48.）相对于种植园里劳动的女黑奴，那些做家奴的境况要稍好些，至少不必受风吹日晒之苦。但她们照样得没日没夜地干活，并时刻处在神经紧张的状态，谈不上丝毫自由。她们在主人家做饭缝补，照料孩童，却从没有被主人放在眼里，甚至连马都不如。
    奴隶一天只吃两顿饭，第一顿在中午12点，没有桌子，端着盆站着或蹲着吃，不给饭吃是常用的惩罚手段。奴隶没有灯火、柴火、毛巾、盆、肥皂、桌子、椅子和其他家具。担任裁缝的女奴在冬天的每一个夜晚都在寒冷的楼道入口处干活，因为只有那里有微弱的亮光可以加班完成庞大而沉重的规定工作量，她们被期望在这种冰冷黑暗的环境里做出的手工活能像坐在火炉边上干出的活一样细致完美，否则就要挨打。担任侍者的女奴是不准离开房间的，万一她们想出去方便，必须征得主人的同意，如果离开的时间超出了主人容忍的限度，那么就要受惩罚。
    家奴有各种明确的分工。在白天她们之间是不允许交往和交谈的，甚至夫妻之间也不允许。即使在晚上，清理卧室的女仆和缝纫女奴经常得睡在女主人卧室的地上，随时为她效劳。“有一个女奴，她结婚十一年了，却还没有被允许睡在女主人卧室的外面。”（注：Gerda Lernered., Black Women in WhiteAmerica, ADocumentaryHistory,New York,1973,pp.18.）有些住在城里的种植园主经常将女奴的孩子一断奶即强行送往乡间的种植园，因为他们不想女奴为照顾自己的孩子而影响了照顾女主人。遇到主人高兴，女奴有一年一次去乡间看望孩子的机会。
    漠视奴隶并对奴隶造成伤害的另外一件事，就是更改奴隶的姓名。每换一个主人或遇到奴隶重名，姓名即被改掉，也就意味着奴隶的母亲要伤心地失去同一个孩子的联系。
    无论是种植园女黑奴，还是种植园主家里的女黑奴，她们除了被当做劳动力使用外，更被当作生育的工具。托马斯·索威尔在其《美国种族简史》中指出：“美国在1825年拥有的奴隶数目居西半球各国之冠，不过，其他国家实际进口的奴隶却要比美国多，巴西进口的奴隶就是美国的六倍。区别在于，美国是奴隶能够繁衍后代，并按自然规律保持人口增长的惟一国家。”（注：托马斯·索威尔着：《美国种族简史》，沈宗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页。）其中“马里兰州就是一个繁殖奴隶的州，在那里，男人、妇女、孩子都是养着卖钱的”（注：杨生茂：前引书，第21页。）。贩卖奴隶比使用奴隶更有利可图。于是，奴隶主把女黑奴当作“母畜”，强迫生育。因此，女奴的价格是按乳房的形状来估价的，女黑奴中的“姑娘”是最值钱的。1773年巴尔的摩奴隶主威廉·奥特的财产状况表显示， 一个叫南妮的25 岁姑娘价值40美元，一个叫汉那的20岁姑娘价值45美元，而一个叫杰克的30岁男奴只值16.25美元（注：Mabel E.Deutrich and Virginia.C.Purdy ed.,Clio Was A Woman,Studies in theHistoryofAmericanWomen.Washington,1980,p.59.）。可见，姑娘的价格远远高于壮年男奴。因此，女黑奴往往十几岁就被迫生育，一辈子生十多个孩子是司空见惯的事，孩子生得越多，越被奴隶主看好，甚至被许诺给予自由。
    由于劳动的艰辛和受到野蛮的毒打，在高出生率的同时伴随着高死亡率。
    弗朗西丝·嘉宝是英国着名女演员，她嫁给皮尔·伯特。1838～1839年，她来到皮尔在佐治亚州的种植园，呆了5个月。其间， 她深深地被女黑奴的苦难震惊了。她写道：
    “芳妮，有过6个孩子，只存活1个，她前来请求减轻地里的活。”
    “南妮，有过3个孩子，死了2个。”
    “丽，有过6个孩子，死了3个。”
    “苏菲，前来讨些旧亚麻布，她生活凄惨，有过10个孩子， 死了5个。”
    “莎丽，两次流产。生了3个孩子，其中1个死了。她哭诉后背持续发痛。”
    “拉莎，流产4次，将7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却死了5个。 现在又怀孕了。她哭诉后背痛得厉害，由于在地里干活后背的一个肿瘤已经肿得很大。 我想， 她的后背痛可能是因为肿瘤破裂。 ”（注： GerdaLerner, OP.Cit.,pp.48-50.）如果说永无止境的生育和超负荷劳动构成女黑奴生活的主要内容，那么自己的骨肉随时被拉走卖掉则成为女黑奴最撕心裂肺的痛苦。劳动和生育的苦永远不能跟失去孩子的苦相比。这里是一个叫乔赛亚·汉森的黑人神父对早年经历的回忆：
    我的兄弟姐妹们被一个接一个买走，母亲被悲伤击倒了，只剩下我一个还牵在她手里。接着她被蒙特哥马罗郡的艾赛克·吕力买下，而我被购买者继续挑选着。这时，我的母亲意识到所有她的孩子将一个不剩地离她而去，于是，她不顾一切地推开人群，跪在吕力先生面前，恳求他同时将我买下，不要拆散我们母子。那位先生不仅将她的恳求当耳边风，而且凶残地打她，踢她，将她推开。当她被那个残暴的家伙带走时，她哭喊着：“天哪！天哪！我还要忍受多久！”那时我大概五六岁，现在我似乎还听到我可怜的妈妈在哭泣。（注： MabelE.Deutrichand Virginia C.Purdy, OP. Cit.,p.65.）奴隶主之所以可以随意拆散黑奴的家庭，是因为黑奴只是他们的财产而已。
    既然是财产，当然可以为所欲为地处置。在这种情况下，女黑奴的压力更大，处境更危险，“这是因为当时在所谓的真正的女性概念的影响下，中产阶级妇女节欲自禁，使白人男性更有理由以女奴习惯于男奴的性欲无度为借口，随心所欲地侵犯女奴”（注：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译介》，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4页。）。同时，“倘若一个黑人妇女为了保护自己的贞操和保卫自己的人身安全而对其残暴的主人的野蛮袭击稍加抵抗，就可能当场被杀死”（注：杨生茂：前引书，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