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的出土还证实了《六韬》决非伪书。关于《六韬》的成书时间，自北宋何去非首先提出对《六韬》的怀疑（注：元丰三年，何去非受命校订《五经七书》。据其子在《春渚纪闻》中记载，其父任武学博士并受命校正《武经七书》时，曾怀疑《六韬》和《李公问对》是伪托，并将此事报告了国子监司业朱服，朱氏称：“此书行之已久，未易遽废也。”）之后，南宋叶适遂判其为伪书（注：南宋的叶适在《习学记言》中称：“……然周嫚侮为方术者，而不悟《六韬》之非伪，何也？盖当学术无统，诸子或妄想诋訾，或偶相崇尚，出于率尔，岂足据哉。”）。此后宋明以来的学者群起而应之，近代的梁启超，现代的黄云眉等学者也均认为《六韬》为伪书（注：参见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正》。）。定州汉墓竹简的面世证明《六韬》非伪书，其思想内容早在汉已有之，并已成书。《六韬》究竟成书于何时，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周末说，王应麟在《困学记闻》卷五中云：“《六韬》言骑战，其书当出于周末。”二为楚汉说，此说为张萱提出，在他的《疑耀》卷二中曰：“今所传《六韬》、《三略》，乃楚汉间好事者所补。”三为汉以后说，近代学人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六韬》为“汉以后人伪撰”。四为魏晋说，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云“考《汉志》有《六弢》，初不云出太公，盖其书亡于东汉之末，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余为此，即《隋志》《六韬》也”。定州汉墓竹简《六韬》的出土，否定了“汉以后说”及“魏晋说”。为我们提供了以下的信息：
        首先，定州汉墓竹简出于八角廊40号汉墓，据发掘者考证，该墓的墓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注：刘来成《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8期。），刘修死于五凤三年（前55年），《六韬》一书的成书年代应早于此时。
        其次，汉时流行避讳，简文中有文帝（刘恒）“恒”（简0577）字，不避帝王讳。银雀山汉简中有关《六韬》的文字也不避汉皇帝的讳，如高祖（刘邦）的“邦”字，汉文帝的“恒”字等（注：参见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说明《六韬》一书，可能成书的时代早于汉，一种思想的形成并转化为一部书，不可能是一时之功，所以《六韬》的形成应该说早于秦汉之际。
        第三，简文中提到了御者“王良”，王良为春秋时晋国之善御马者。《孟子·滕文公下》、《荀子·王霸》等书中均提到王良。有的认为即晋之郵无，也有的认为即伯乐。总之是春秋时的一名善御马者。既然简文中提到了王良，说明其成书的时代应该晚于春秋前期。
        综上所述，可知《六韬》一书非伪，其成书的年代应该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总之，定州中山怀王墓竹简《六韬》的面世，不仅纠正了《六韬》伪书说，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太公的思想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由于受到材料和水平的限制，本文仅窥其概，今公诸于世，以便于方家研究，希望多提批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