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认识是人类求知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人类的文明史不仅是自身进步发展的历史，也是对自然、社会及人类本身不断深入认识的历史。在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科学、技术与历史，既是人类文明最辉煌的体现，又是人类走向不断文明的最坚实基础。正是通过科学、技术以及不断实践的历史，使我们对自然、社会有了不断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对人类本身积累了相当的认识。实际上，了解自然，剖析人类社会，其最本质的要求或根本的目的乃在于认识人本身，这是人类不可遏止的求知要求，更是人类文明的本质所在。在认识人的求知活动和过程中，技术的进步、科学的昌明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认识前提，而历史认识在这一过程中则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的认识作用。
    所谓历史认识，也就是对人类认识自然、社会及人本身等认知活动在总结提高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体系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与科学、技术一道成为人类共同拥有的标志着一定文明程度的认识成果。苏格拉底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乃是人类认知和求知活动的全部意义之所在。人与自然，自然与人是最本质的存在，所有的认知与求知活动都是关于人的。对于求知认识活动，柯林伍德认为，除数学和科学外，历史是人类求知的第三条途径[1]，卡西尔则从另一角度认为，“艺术和历史学是我们探索人类本性的最有力的工具。没有这两个知识来源的话，我们对于人会知道些什么呢”[2]？由此，历史认识的可能性在于它是伴随着人类本身的发展而发生，一方面它是人类发展史的纪录，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认识继续发展的基础。历史认识的现实性则在于，所有的历史认识都是人们生产实践活动和与之相伴的思维活动的产物。人们从历史中获得的知识和认识，形成人类最基本的知识构成和认识能力，在此基础上人们不断丰富和加深着自身的知识广度和认识深度，又反过来回报于历史，于是人类生存求知的生生不息的活动历程，就是一个不断认识（人的）历史和创造历史的过程。在这有始无终的不断进步的过程中，人类的认识力和所创造的文明也在不断地被深化和升华。因此，历史认识是人类求知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马克思讲，“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3]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是包罗万象地关于人类过去的学问（同时历史也是关于现实的学问，历史不仅关注过去的人更关注现实的人）。历史事实不重复亦不可变易，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却是不断在发展，所谓“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因此认识人类社会及其发展乃是永恒的主题。一般认识论主要是讲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而历史认识却要复杂得多，甚至是超乎想象的。首先，历史认识的客体历史本身不可重复，同时历史进程的因素亦不可穷尽。其次，历史认识的主体人的认识力是有限的，而这一认识力又完全受时代之制约，特别表现为主体认识的独特体验。于是形成历史认识的特点，第一，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研究是历史学家的个人行为，但提供的历史认识，往往是整个社会或一个时代人们共同的历史认识，当然这一历史认识如果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话，所谓有意义有价值是讲这一历史认识反映着社会某个阶段对历史本质的整体认识，是一个时代思想认识体系的核心部分。只要相信人类社会与人的认识都在不断进步发展中，那么这一历史认识就自然地具有某种相对的客观的真理意义，实际历史认识的意义与价值也正在于它的相对性。第二，历史认识的开放性。同样由于人类历史在不断发展，人的认识必将随之深入，因此人类已拥有的历史认识便不可能一成不变；再因为人的认识力之有限与现实世界包括人类社会所含的无限之内容这样限定性因素的存在，人类历史认识永远都带有主观和暂时性的一面，因此历史认识的天然要求就是认识不断发展与创新的开放性。这既是历史认识的特点又是历史认识的优点，它一方面提供着延续着人类认识文明的成果和过程，另一方面又展现着历史认识无限宽广的前程。我们既从历史认识中求知，又随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化历史认识，这是认识的合理过程也是文明本质的过程。这便是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和学到的最有价值的观念与见识。因此，历史认识是人类不断求知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二
    解释是历史认识最根本性的原则。
    就一般而言，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认识都是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一种解释。所谓现象、本质、原则、公理直至规律，都是解释惯常使用的语言与方法，人类认识发展史也即是在解释中发生和发展的。就具体来讲，某种具有客观真理性的理论化体系化的知识体系，之所以具有一定的真理性，并不因为它能自行说明问题，皆因解释之缘故，或者都是解释的成功，历史认识尤其如此。由于历史一去不返，人类社会又在不断发展中，对研究者来讲，历史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因此，对历史的理解与解释问题便被推到了整个研究工作的首位，并成为研究认识的主要目标。历史认识，无论是经验的传递、史实的考证还是数据的统计以及影响历史进程各种难以计数的因素的识别与分析，其最终的结论都是通过合理的解释来完成的，或者历史认识的成功就是解释的成功，而且，成功的解释不是一次完成的，甚至，解释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不断发展的过程，它与生生不已的人类社会的不断实践相伴而行，可以说解释是属于历史的，历史在解释中生成发展。
    历史科学中之历史认识，当然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包含的所有学科，所昭示的是今天的认识胜于昨天的认识，一般认为由于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增强，研究手段的进步，对历史学科还包括史料的发掘与整理等等因素所致，毫无疑问这都是对真实现象的真实表述。然而透过现象，其本质的反映乃是随社会发展之进步，人们对所研究领域理解更深、解释更合理而已。历史发展的延续与阶段性的统一是历史认识的基础，而当代社会的存在则是历史解释的依据，首先，透过逝去而不可重复的过去去探讨历史的真象与意义，其难度在于“过去”不可逆，同时“过去”又是一个过程，因此对它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所以历史研究之收集占有分析史料，只能看做认识活动的开始，而不是全部。尤其历史认识虽然源于历史过程，但其意义并不会自然显现，否则就无须进行历史研究了，因此对于历史对于“过去”而言，如何解释才成为问题之关键，或者“过去”只有在合理的解释中才能再现，赋予其灵魂生命的是解释。其次，研究者是立足当代而研究过去的问题，对历史学家影响和制约最大的因素不是过去而是当代--无论是认识手段还是认识的程度与水准都依赖于当代。相对来讲，过去是一定的，而当代却是一个不确定的点，因此动态的研究是历史研究、认识与解释的本质特征之一。这样符合当代认识水准的解释，将过去与当代联系在一起，历史也在解释中显现其意义并为人们所接受，也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克罗齐讲“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4]。再次，从解释本身来讲，解释是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解释的内在品质是发展的、开放的因而是革命的。研究认识历史，从根本上说是解释历史，而历史学家解释历史时就已参与了历史，与一般自然科学认识的主客体泾渭分明的情况不同，历史研究的主客体在解释中达到融合，现代解释学称之为“视界融合”，其意义在于一方面，历史学家必须参与历史，其合理的途径就是通过研究解释历史为其存在的社会提供历史知识与观念，实际上我们所知道的社会科学之历史意识就是这样形成的，但另一方面，对历史的解释永远受时代及历史学家个人素养的制约，况且现在我们已知道人类社会历史现象是最为复杂的现象，体现着我们所能知道的所有因素的共同作用，而且尚有根本就不明确的因素，因此历史解释永远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正体现了解释的本质特征及规定性--解释的开放性和革命性。惟一性是解释的大敌，只有当解释为当代社会历史认识提供新东西的同时，又为未来继续深入认识* 开辟广阔道路时，解释的真义才得以体现。解释历史，实质在解读人生、认识自我（人类），这是有始无终的永恒的事业。解释历史，从研究者角度是个人认识，从人类认识角度则属于全人类，其价值判断是当代社会给予的。人类历史认识的积累与提高，正是在解释中不断发展的，事实上历史学的进步发展，并不完全是通过史料的堆积来完成的，而是认识深入解释合理的结果，所有重要的历史观念，主要都是解释与思维的产物，因此，解释是历史认识最根本性的原则。